首页 -> 2005年第4期
胡耀邦发动和组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纪实
作者：沈宝祥
以上材料是一位与会者随手记的，比较简略，但很能说明问题。
当时的情况，是处在两年徘徊时期。特别是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仍然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肯定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那时，更没有“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概念。因此，尽管大家对十年“文革”有很多看法，也只能在肯定“文革”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前提下讨论问题，发表意见。尽管这样，从大家的发言可以看出，思想是很解放的，重点是讲“文革”造成的恶果。
中央党校的这次党委会议的主要成果是：（一）明确了命题，提出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已不是总结什么“三次路线斗争”的经验；（二）否定了以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为依据，总结十年“文革”的思路和方法，实际上否定了“两个凡是”；（三）明确提出了要以实践标准判断这十年的是非；（四）用实践标准对十年“文革”的一些重大问题初步进行了剖析判断。胡耀邦和冯文彬主持召开的这次党委会，实际上就是用实践标准检验十年“文革”的会议。虽然与会者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但主要倾向是明显的，就是主张用实践标准来检验十年“文革”。
胡耀邦在党委会上提出实践标准，不是偶然的。我讲自己经历的两件事。
在开学典礼前二三天，耀邦找我到他办公室，谈一篇文稿的修改问题。谈完后，我转身就要走，耀邦却说，老沈，坐一下嘛。我就同他一起在沙发上坐下，我发现他的心绪很好。耀邦说，开学的事都准备好了，几个讲话稿都搞好了。叶帅的讲话稿叫他们几个人搞的，不行，后来索性我自己亲自搞了一下。他还说，我的讲话稿中讲了我们党的六十岁左右、四十岁左右、二三十岁的三代干部，接着，他站起来，一边踱着方步，一边背他讲话稿中的一段，并问我，怎么样？我说很好。叶帅讲话稿中有这样一句：“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呢！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这里，已经讲了实践标准。以后，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耀邦多次重复这句话，说明他对这句话很重视。
还有一件事。1977年秋季的一天，我们理论动态组的几个人在耀邦办公室，谈完事以后就聊天。有人突然问，耀邦同志，你对“文化大革命”是怎么看的？耀邦说，“思想是光辉的，实践是错误的”。他的话脱口而出，说明早有考虑。接着，他又解释，他老人家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反修防修，这个思想还是光辉的。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是错误的，我们党内哪有那么多走资派！整人，内蒙搞“内人党”，整死那么多人！13年农业大丰收，哪有那么回事，经济很糟糕，困难得很。他列举许多情况，说明“文革”是错误的。这就是用实践标准检验的结果。
指导撰写学习文件
12月10日，胡耀邦又召集起草文件的人开会，进一步明确撰写这份文件的要求，确定了文件的名称和结构。几位同志紧张地工作，很快写出了一个稿子。1978年1月18日，吴江将这个初稿报送胡耀邦。耀邦在1月20日写了如下批语：“路子是对头的。只是太简略了。应该意气风发地同时又严密周详地加以充实。现在大约是1.4万字，可扩充到3万字。”吴江等人听取各方面意见，包括召开一部学员座谈会，经过反复研究，在4月初写出了第三稿，经胡耀邦审阅同意，定名为《关于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提要，征集意见稿），共讲六个问题，全文四万两千多字，文后注明写作者是：党史室“三次路线斗争”研究小组。
这个文件提出了研究“三次路线斗争”应当遵循的原则，第二条鲜明地提出了实践标准。全文如下：“第二，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毛主席指出：‘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由路线斗争的实际总结果来检验。要尊重历史事实，‘掌握与所研究问题有关的事实的全部总和’（列宁）。绝不能像林彪、‘四人帮’那样玩弄个别实例，来‘替卑鄙的勾当作辩护’，搞所谓‘事实为政治服务’。离开实践或者闭眼不看历史事实，来争论路线是否正确，除了徒劳无益或者受骗上当以外，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的。”
现在看来，这个文件很不彻底。确是这样。这个文件以十一大对“文化大革命”的论断为基调，对“三次路线斗争”是肯定的。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也只能这样写。这个文件的高明之处在于，提出了“实践标准”，强调要以路线斗争的总结果来评判十年“文革”。坚持“实践标准”，必然走到彻底否定“文革”的一步。
这个文件的另一个高明之处是，在肯定对“文革”采取“三七”开的前提下，强调对错误不能含糊。文件第六部分（最后一部分）讲“研究中应当注意的两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讲“三七开”，讲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强调“要弄清楚错误究竟发生在哪里，是什么性质，包含哪些内容，它们是如何发生的，应当如何纠正等等”。很明显，这是要求大家认真对待“文革”的错误。这样的讨论，必然使大家深入思考“文革”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讲澄清路线是非与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关系。文件指出，只有首先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把被“四人帮”歪曲了、纂改了的东西一一纠正过来，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才谈得上“捍卫”、“高举”。文件强调，教育方面的“两个估计”，文艺上的“黑线专政”论等等，都应当揭批，只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遵循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并坚持以实践为鉴别真伪是非的标准，那末，任何伪装、借口，都是可以剥掉的。这种方法和态度本身就是毛泽东思想。这些，同前面讲的实践标准是相呼应的，实际上针对了“两个凡是”。
组织中央党校八百学员讨论总结十年“文革”
1978年4月中旬，在中央党校“党的学说”十天课程中，将经胡耀邦最后审定的《关于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提要，征集意见稿）这个文件，发给全体学员阅读、讨论。这就是一些文章所说的中央党校一千学员的讨论。准确地说，是八百学员。中央党校复校第一期学员共807人。高级干部班147人，对象是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成员，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干部，部队军以上干部，其中有一些是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级干部班496人。宣传理论干部班164人。这些学员层次高，涵盖全党全国。
我当时没有参加学员的讨论，但查找到了当时的部分记录和材料，也向一些毕业学员作了调查。这些资料反映了当年讨论的情况，摘录如下。
广东的三位毕业学员进行座谈后，给我写来的回忆材料说，在党史学习中讨论了对第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认识，当时党校提出对“文革”若干问题认识的稿子给我们讨论，尽管那次讨论还未全否定“文革”，但对我们思想解放推动很大。有的同志提出对“文革”应倒三七开，有的人开始怀疑“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是否正确。当时中央党校在耀邦同志直接领导下，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有一个很好的学风。这些学习，为今后认识真理标准问题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校的两位学员说，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以前，他们就讨论了胡耀邦同志指导起草的《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的文件，对这个文件提出的“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大家完全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