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苏联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作者：陈 晖
贝利亚吩咐帕夫洛夫：“永远忘掉这事！你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听到……”为什么贝利亚命令知情人永远忘掉这个行动？首先从斯大林来说，就与美国——苏联对德作战的盟友以及对罗斯福本人而言，这件事很不符合道德规范。“斯涅克”行动的目的就在于促使日美迎头相撞，从而使苏联远东地区免遭日本进攻的危险。斯大林为了挽救苏联而采取了这一步骤，但不想留下不光彩的痕迹。
帕夫洛夫先到达纽约，而后去了华盛顿，与怀特会面并进行了深谈。他深知斯大林和贝利亚托付的重任，没有忘记任何细节，将事后写在一张纸上的问题清单交给怀特。
1941年10月，德军逼近莫斯科时，正如约定的那样，怀特按照帕夫洛夫所给的纲要拟定了备忘录的草案，文件经摩根索签字后呈报罗斯福。当时日本正积极地扩大其统治区域并排挤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鉴于太平洋地区局势，罗斯福准备对日采取决定性的行动，美国向日本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日本军队撤出中国、越南、朝鲜北部和满洲，退出德意日三国同盟，等等。总而言之，斯大林赞同的提纲中的所有问题都列入了最后通牒。最要紧的是，对日本来说，这些要求不仅是伤害其自尊，而且也是不能执行的。
与此同时，斯大林还试图通过苏联情报机关来影响美国对外政策，促使其参加对德作战。1941年10月12日，内务人民委员部驻美国情报站站长瓦西里·扎鲁宾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第一总局局长菲京被请进克里姆林宫，受到斯大林的接见。斯大林对他们说：苏联政府对美国目前的局势尚不十分明了，因为那里两派政治势力正在进行激烈斗争，一派是孤立主义者，他们反对美国卷入世界大战；以罗斯福总统为首的另一派势力，倾向于帮助苏联组织抗击德国的入侵。现在断定到底哪一派占上风还为时尚早。扎鲁宾得到的指示是，不仅要弄清楚美国对苏联、英国、德国和日本的态度，而且还要尽可能向美国统治集团施加影响，从而使他们意识到两国接近共同对敌的必要性。此外，斯大林给苏联情报机关下达了这样的任务，即绝对不允许华盛顿和德国达成协议，以损害苏联利益的单独媾和来结束战争。他注意到，美国有影响的势力中就包括纳粹的“第五纵队”，出于反苏的目的，他们会动员美国政府和希特勒结盟。斯大林强调说，苏联情报机关对此应当予以关注，并将有关情况及时上报中央。
接到出自怀特之手的美国备忘录后，日本特使称，美方所要求的条件就等于终止谈判，他得出结论认为，美国与英国、中国和荷兰联系过于密切而不可能和日本达成协议。在1941年10月27日的联席会议和10月28日的内阁会议上，日本政府对赫尔备忘录进行研究，得出结论是，日本既然不能放弃几年来的大陆政策，就只有战争一途，因而只是审议了有关开战的事务手续。10月29日，根据天皇的旨意，召开了由担任过总理大臣者参加的重臣会议，但这不过是一次单纯的说明会罢了。重臣中三分之二主张“对美忍受，维持现状”，三分之一主张“只好对美开战”，但全部发言中没有一个说应该接受美国的提案。于是，在12月1日的御前会议上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以11月5日决定的《帝国国策实施要领》为依据的对美谈判，终于未能达成协议，帝国决定向美、英、荷开战。”
此时此刻，罗斯福、陆军部长史汀生等人也考虑到同日本开战的问题，日本近年来经济、贸易和军事战略地位的显著增强，对美国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斯大林的深谋远虑就在于，他洞察到美日在太平洋地区的矛盾，并且能够利用有利时机促使它们迎头碰撞，从而使苏联免于在远东面临第二条战线。事态发展证实了斯大林的战略设想。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红军情报总局于1941年12月11日报告中央：日本把2个步兵师和300架飞机从中国战场，2个步兵师和250架飞机从满洲调往南方。
战后，美国国会设立的特别委员会认定，罗斯福总统向日本提出最后通牒之举违反宪法，因为国会在珍珠港事件之后才得知此事。孤立主义政策的支持者、众议员密尔顿·菲什认为怀特是挑唆美日战争的罪魁祸首，他直截了当说：“完全清楚当时怀特关注的是促成美日战争的爆发，这样的转折就使苏联在东方的主要对手陷入了与强大的美国的苦战之中……毫无疑问，军事上强硬的最后通牒的用意就在于挑唆日本进攻美国。”菲什说：“怀特撰写了第一份对日秘密军事最后通牒的草案”，“怀特又草拟了第二份更为强硬的方案”。
美国历史学家保罗·施罗德也证实，1941年11月美国对日本提出的所谓“十点计划”，最初是由摩根索的助手哈里·怀特起草的，摩根索将该建议上报罗斯福，然后再转交国务院。美国历史学家安东尼·库别卡断言：“怀特对美国对外政策具有前所未有的深远影响。任何一位国务活动家都不会像哈里·怀特那样，掌握专横的权力并给国家的未来带来不祥之兆。”
怀特之谜
哈里·怀特究竟是个什么人呢？帕夫洛夫声称，他和阿赫缅罗夫负责直接与怀特联系，怀特不是苏联间谍，因为怀特并未被苏联情报机关招募，而是受到他们左右。没有人跟怀特谈及任何关于避免两线作战的意图，他们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怀特影响美国对日政策，以逼迫日本铤而走险。
但是，美国冷战史学家约翰·厄尔·海因斯和哈维·克莱尔依据解密的冷战时期，美国截获并破译的苏联驻美使馆与国内的往来电报认定，在斯大林渗透到美国政府的所有内线中，怀特是职位最高的间谍。
怀特于1934年进入财政部。作为一名出色的经济学家，他十分擅长将复杂的货币政策问题深入浅出地解释给在学术方面并不精通的决策人，从而成为财政部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亨利·摩根索有一本内容翔实的日记， 从中不难看出，在30年代后期，怀特对摩根索的政策理念影响之大，无人能出其右。据曾为苏联情报机构工作的前美共党员钱伯斯交代，30年代，怀特之所以备受苏联情报机关的重视，完全是因为他的才干与潜力，事实上，他并没有向钱伯斯负责的美共及苏联军事情报部门的谍报网提供太多情报。怀特当时刚刚在财政部崭露头角，而且，当时的财政部并不涉及苏联感兴趣的情报。钱伯斯指出，怀特并非美共成员，他只是凭自己的想法与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合作，没有责任必须要执行某一特定命令。
怀特协助苏联间谍活动的另外一个方式，是为某些苏联谍报人员提供在政府任职的机会。在怀特任职财政部期间，财政部内最具实权的官员当中，至少有11名苏联间谍。其中有些人的安全背景遭到审查时，怀特利用职权出面干预。
1944到1945年间，15份被破译的克格勃密电中涉及怀特或其提供给苏联情报官员的情报。在密电中，怀特向苏联就如何迫使美国政府放弃对波兰流亡政府的支持提出建议，并且告诉苏联人，对于苏联试图吞并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的行为，美国的决策人虽然公开反对，但暗地里采取默许的态度。1945年5月，在旧金山举行联合国成立大会上，怀特是美国代表团的高级顾问。在谈判制订联合国章程期间，怀特与苏联情报人员秘密会面，透露美国方面的谈判策略。他向苏联保证，“只要能确保会议成功，杜鲁门和斯退丁纽斯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怀特建议苏联外交官坚决要拥有对联合国行动的否决权，并且称，美国“终将会同意”。怀特同时提供了很多策略性建议，指点苏联如何粉碎或削弱英国政府抢在苏联之前获取利益。与怀特见面的 苏联官员甚至准备了一份问卷，罗列了苏联外交官想要了解的美方谈判策略，怀特一一予以详细解答。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怀特陷入被调查的困境中，面对一大堆败坏其名声的材料。例如，怀特的父母是于1885年从沙俄移居美国，他本人倾向共产主义。此外，珍珠港事件前一周，众议院马丁·迪斯转告罗斯福政府：怀特参加了“共产党间谍网”。罗斯福非但没有相信，此后反而给怀特委以重任。
战后，美国联邦调查局通过调查确认，怀特和苏联情报机关有联系。他们收集，甚至发现一些文件，表明怀特是苏联间谍。叛逃的苏联情报人员也证明了这一点。但他们并没有掌握确凿证据。
1945年11月，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向杜鲁门总统提交了有关怀特的报告，声称他似乎和苏联间谍有联系。但怀特的声望如此之高，以致于杜鲁门也不相信这一指控。1946年1月23日，怀特被任命为国际货币基金会美国方面负责人。一直到了1947年，在联邦调查局人员一再坚持下，怀特才被免职。戴斯委员会寻根问底地调查此事，但案件尚未提交法庭审理，怀特中止了与苏联情报人员的联系。尽管如此，沉重的打击使他心力交瘁，1948年8月的一次讯问之后，怀特突然死于心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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