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进军松潘毛儿盖
作者：石仲泉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因张国焘提出的红军行动方向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以及非政治局成员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林彪、李先念。周恩来因病，朱德、张国焘、周纯全因随左路军行动而缺席。毛泽东作报告，强调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走；新根据地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其他同志都赞同毛泽东的报告，认为左路军应迅速向右路军靠拢。陈昌浩也表示应快速北上，集结最大兵力，向东突击，以实现中央的方针。毛泽东作结论时指出：向东还是向西，是一个关键问题，应采取积极向东发展的方针。左路军应坚持向东打，不应因一些困难转而向西。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一个决议，以补充两河口会议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毛泽东起草并经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针对张国焘关于红军主力西进的主张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这个地区去活动）。“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
毛儿盖会议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以来一系列重要会议精神的继续和发展。它补充了两河口会议对战略方针的认识，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使右路军成为北进主力。这无论对后来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展开坚决斗争，还是贯彻执行中央北上东进方针，找到红军万里长征的落脚点，都具有重要意义。
张国焘没有参加毛儿盖会议，中央便通过多种形式将会议决定电告传达，要求左路军迅速来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后并力东进。徐向前、陈昌浩也连致两电说：中央政治局议定，向东发展，右路军拟向岷州、哈达铺进，将大部放在洮、黄二河之间不利。左路主力宜向右路靠近，不宜分兵出西宁。但是，张国焘仍按兵不动，拒不执行中央北上东进的决定。这是他自两军会师以来，一方面个人野心不断膨胀，另一方面对革命前途越来越悲观所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两河口会议到毛儿盖会议的两个月来，中央和张国焘之间为就北上与南下、西走与东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发生了反反复复的争论。尽管中央顾全大局，竭力忍让，一再规劝，但这都未能使他有所转变。
朱德在沙窝会议后，与张国焘一起随左路军行动。张国焘自恃党内资深元老，权重势大，目中无人。朱老总比他年长，又是行伍出身，张国焘虽不敢放肆，但那时的红军体制，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这使得张国焘这个红军总政委不尊重红军总司令有了客观因素。在率领左路军以后，张国焘独断专行，一个人说了算，给中央的电报往往签朱之名却不让朱与闻其事。朱老总作为长者，忠厚大度，在一般问题上不去计较，但在原则问题上不迁就，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战略行动方针。因此，两人共事后也争吵不断。朱老总后来回忆这段往事说：张国焘这个人，过去一般地还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人，老同志对他印象都不好。也听说他是一个“机会主义”，但到什么程度不知道。两河口会开了几天，作了决议，当面他不反对，背后却搞阴谋，不执行决议，鼓动部下来反对。“当时他愿意北上，又不愿意北上的原因，就是想争官坐……，到了毛儿盖后，他悲观失望了，他感觉革命没有前途，拼命想往西，到西藏、青海，远远的去躲避战争，……他最错误的观念是想到一个偏僻最落后的地方去建立根据地。”张国焘对四方面军的领导，一贯以个人为出发点，党的组织、军事组织很薄弱，“一切都从个人出发，凡是反对他的，都会遭到他的报复，或者被赶走了，或者被杀掉了。这种机会主义路线和正确的路线是势不两立的，结果，他搞的党、政、军都集中在他一个人手里，成为一个独裁者”。
1935年8月底，在张国焘挟左路军却步不前，谋划着如何实现个人野心之际，中共中央率右路军离开毛儿盖，开始向着渺无人烟的广袤草地进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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