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张国焘“密电”南下和巴西会议
作者：石仲泉
9月9日电报和巴西会议
就在七人电报发出的同时，张国焘电令徐向前、陈昌浩：一、三军暂停前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皮衣等问题。
中共中央知道这一情况后，于9月9日再电张国焘，并致徐向前、陈昌浩，指出：“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 对于中央的一再电示，张国焘仍置若罔闻。随后，他致电陈昌浩，令其率右路军南下。据当事人叶剑英在1981年初和1982年春天讲：1935年９月9日那天，我们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开会，陈昌浩在讲话时，译电员进来，将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过了一个时候，悄悄出去，飞跑去巴西找毛主席。他看完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这个电报的内容，据毛泽东1937年３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就是后来盛传的“密电”。
鉴于张国焘公然违抗中央指示，顽固坚持南下主张，在巴西的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紧急磋商，认为张国焘有分裂和危害中央的企图。陈昌浩在接到张国焘电报后已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9月9日晚，毛泽东亲到徐向前住处，问其意见。徐向前回答：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了解到徐向前的态度后，同张闻天、博古一起，赶到红三军住地阿西，与在此住的周恩来、王稼祥举行紧急会议，决定连夜率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并通知在俄界的林彪、聂荣臻，行动方针有变，红一军在原地待命。这就是史称的巴西会议，有的也称阿西会议。巴西既是一个村名,又是这一地区的统称，目前是乡名；阿西只是巴西地区的一个村名。因此，两种称呼均可，如果乡是行政建制的基层单位，叫巴西会议，知道的人会更多一些。陪同前来的县党史研究室蒋主任告诉我们：中央在巴西地区共召开了四次重要会议，其中两次是在巴西的班佑寺院内召开的，即8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宣传教育问题，毛泽东提出应增加战略战术内容，决定成立中央宣传委员会；还有9月2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红一方面军工作方针，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战略方针已确定向东发展，一方面军的重要任务是整理部队，学习四方面军的优良制度，重新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召开这两次会议的班佑寺，在红军走后，大经堂内突然起火，一座名刹化为灰烬。现在你们看到的新班佑寺是这些年建立的。我们考察时，既看到了老班佑寺的残垣断壁，又看到了琉璃瓦建筑的新班佑寺。蒋主任说：另两次更为重要的会议，则是在三军团驻地牙弄召开的。这就是9月8日在周恩来住处召开的政治局非正式会议和9月9日深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大家讲的“巴西会议”，就是指9月9日深夜的这次紧急会议。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在秘密准备先行北上之际，张国焘于9月9日24时再次来电，坚持南下，反对北进。电称：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
9月10日凌晨２时，中共中央率红三军等单位离开巴西地区，向俄界进发。叶剑英也以“打粮准备南下”名义，带走了军委纵队和军用地图。天亮后，徐向前不见中央领导人影。他讲述当时的情况说：
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随后，陈昌浩却又派人送信给彭德怀，要他回头南下，遭到彭的拒绝。他还派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一队骑兵追赶中央，劝阻中央领导人率军南下，毛泽东对李特讲了一番北上的道理，并对他的阻拦行动进行了严厉批评。
这样，右路军一分为二，中共中央率原一方面军继续北上。原红四方面军绝大部分同志返回过草地南下了。
几点评 析
对于“密电”问题引发的上述党内斗争，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研究红军长征史的热点。不仅在学界，就是在社会上的一定范围也都议论纷纷。我们在编修中共党史第一卷时也碰到这个难题。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两个问题：一是究竟有没有1935年9月9日的“密电”；二是“密电”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对于第一个问题，双方争论十分激烈。一方说有，一方说没有，甚至闹到当事人都出来作证，收电人说有，发电负责人说根本没这回事。涉及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各讲各的。讲有“密电”的，书上对接电情况、向中央领导汇报情况都说得非常具体。对此有异议的，不谈此事。在负责编修中共党史第一卷时，讲过我的观点。2003年９月，我走长征路也到发生这个事件的巴西、阿西、潘州、班佑等地作了实地考察，了解当时中央研究处理此事的真实性。这里，谈谈我的愚见：
第一，应当承认，有“密电”，这是勿庸置疑的历史。毛泽东1937年3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判张国焘的错误时讲过此事。第一个看到“密电”的叶剑英，多次说过此事的具体情况。其他许多知情人都多次讲过。我相信毛泽东、叶剑英等许多同志的人格，他们不会杜撰此事。张国焘坚持“南下”的思想很顽固，电报很多，这不过是一个具体情节。再则，张国焘的要害是另立中央，因此，也没有必要杜撰此事。说没有此事的同志，没能讲出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没有此事。仅以中央档案馆没有这个电报，不能说明没有此事。因为此后战事频繁，丢失是有可能的。还有，若要讲保存电报，首先应查收电人和发报机关。该电不是发给中央和毛泽东的，在党中央的文电档案里找不到“密电”没有什么奇怪。
第二，关键是“密电”的内容。收电人员最初讲的“武力解决”之类的话，曾产生轩然大波。经过考证，这个说法没有具体的文字根据，是一些知情人的记忆。这样重大的事，不拿出确凿文字证据就讲是欠妥当的。现已得到澄清。目前对此都以毛泽东1937年3月在延安批判张国焘的会议上讲的为准。其核心内容是“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有会议记录，比个人记忆准确。这是一个教训。由此，使我对目前风行的口述历史不能不持谨慎态度。凡是党史上的重大问题，都不能仅凭个人记忆，一定要查档案，找文字根据，不能轻信脑袋瓜子。这应当成为研究党史的一条准则。
第三，对“密电”问题不宜“炒作”。张国焘的第一大错误是另立中央，搞分裂主义。第二大错误才是坚持“南下”路线，使四方面军遭受不应有的许多挫折，也影响了中央的北上进军。“密电”只是坚持“南下”路线的一个具体情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是“本干”，而是“枝叶”。有的研究往往主次倒置，对“枝叶”却兴趣浓厚。事实上，“密电”是密而不奇。杨尚昆对此事有个说明。他也是当事人之一。他说：“密电”问题，凡军用电报“都是以专用的密码拍发的，而且不止一套密码，还有不同的密级，也可以说都叫密电。我虽然没有见到那份原电，但最早收阅电报的叶剑英当时亲口告诉过我，毛主席和周恩来多次讲到这件事，后来我又问过当年收抄这份电报的吕黎平，对有这样一份电报是没有疑问的。原电毛主席看过后，要叶剑英立刻送给陈昌浩他们，以后没有再找到。但中央北上后给张国焘等的电报仍可找到证明”。这说明，这份电报跟在此期间的其他许多电报一样，不是说只有它是“密电”，其他不是。“密电”说法，若不作正确理解，会给人产生误导。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简史》中，我们没有使用“密电”说法，只是说：张国焘坚持南下，“9月9日，他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样的表述，就是想淡化“密电”之“密”给人的“猎奇”感。我以为，以后就讲“九九电报”，不使用“密电”的说法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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