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党史研究：萎缩还是繁荣？
作者：龚育之
（六）大秀才和大翻译的回忆和自述
在党和国家领导人身边工作过的“大秀才”，这些年也写了许多的回忆。李锐，曾以毛泽东的兼职秘书的身份参加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他写的《庐山会议实录》，引用了大量史料，特别是他被指名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彭会的亲笔记录，在“文革”中被专案组没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得以发还，是独有的一份。吴冷西，“文革”以前经常列席最高领导层讨论国际问题的会议，他写了两大本《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其中有些观点现在可能会有不同看法，但提供的历史情况却是非常丰富和可贵的。这些都是多年前的事了。近年来，曾任邓小平复出后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的于光远，涉足党史研究，写了《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和《我忆邓小平》，前一本已经在海外译成外文出版。
秀才们之外，还有翻译们。曾经在党和国家领导人身边担任过翻译的师哲，有了口述自传；李越然，有了回忆文集；阎明复，正在一些党史刊物上陆续发表回忆文章。
因为这些人都有过在领导人身边工作的经历，他们的回忆，可以补领导人自己没有写回忆的不足，甚至补档案不完备的不足。而且秀才和翻译的视角，又不同于领导人的视角，所以这些人的回忆有它们不可替代的独立价值。
领导人和他们身边的秀才、翻译的回忆，构成这些年我们党史研究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许人们要问：个人回忆能算信史吗？的确，个人回忆，难免有失真之处。这可能是无意的，时间久了，记忆串了，人人难免。也可能多少是有意的，囿于某种理念，为尊者贤者讳。至于历史上的纠葛和误解，记载到回忆录里，也在所难免。但这些都不足以否定当事人回忆的历史价值。当然，对于当事人写回忆录，第一，要提倡遵守信史原则；第二，要提倡多写，多家回忆可资比较，从比较中读者自可评论某种记述真实性的程度；第三，历史学家使用历史当事人的个人回忆时，要加以研究，加以鉴别。
（七）各色人等的回忆和自述
我在《党史札记》中写过三篇读后感，介绍和评论我的三位同学（记者金凤，外交官冀朝铸，志愿军战士张泽石）的自述。为什么把这些人的自述，拿到《党史札记》中来评论？他们可以算是党史人物吗？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列入“党史人物”有什么规格。我说过：把这些读后感列入党史札记，并不是主张把这几位自述者写进党史。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但党史并不只是党的文件和会议，党的领袖和英雄，而且是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斗争和命运的总体的描述，一个一个人的故事和经历未必能写进党史，而研究党史则不能不研究一个一个人的历史。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研究党史的人，要多读些各种人写的、写各种人在这时代中的经历的书。
各种人写自己经历的书，我在《党史札记》中还提到《温济泽自述》，他是右派改正的第一人。在《二○○四年我的读书单》中又列了《黄慕兰自传》，一位做秘密工作的老人的传奇人生，和剧作家杜高的《又见昨天》。如果开《二○○五年我的读书单》，还应该列上活跃的理论家吴江的《政治沧桑六十年——冷石斋忆旧》，新闻和文化工作者沈容的《红色记忆》，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向毛主席写信状告迟群的刘冰的《风雨岁月》和《求索：难忘的历程》，夫妇外交家章文晋的夫人张颖的《外交风云亲历记》，还要加上刚读完的曾任中央电视台台长戴临风的韵言为主加上旁白的诗体自传《千韵人生》。这只是就我有限的阅读范围来说的，不说挂一漏万，也是挂一漏百，挂一漏十吧。
这类自述性的出版物，不容易找到汇总的书单。常常是得不到出版消息，得到出版消息也找不到购书的地方。各种出版社都出这类书，发挥多个积极性而不是只有一个积极性，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此处不出我书，自有出我书处。”但是，从读者来说，如果几个出版社，成系列地出版这类书，形成几套丛书，使各个丛书形成自己的品牌，那就更好了。已经有几个出版社这样做了。一个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了一套《百年人生》丛书，其中我读过的有民主人士、廿年落难、晚年入党的叶笃义的《虽九死其犹未悔》、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的《思痛录》、作家徐光耀的《昨夜西风凋碧树》、历史学家周一良的《毕竟是书生》、翻译家杨宪益的《漏船载酒忆当年》等多种，杜高的《又见昨天》就是其中的一种。一个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了一套《口述自传》丛书，我读过三种（黄药眠、文强、舒芜），还编了一种《口述历史》丛刊，已出三辑，希望丛书和丛刊能如约继续出下去。一个是北京大学出版社，也出了一套口述传记丛书，冀朝铸那本即是其中之一，我看过的还有朱正的《小书生大时代》、何满子的《跋涉者》。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消息闭塞，近年来没有听到这套丛书的下文。
聚散书为丛书，持之有恒，锲而不舍，积以时日，这样的丛书在出版界读书界就会形成名牌，发挥出散书难有的效应。
（八）关于自费印刷物
现代排版印刷的条件比过去方便多了，社会的财富状况也比过去优越多了，所以古代有钱人自费刻书的传统，今天普通人也可以做到。有些书，出版社不出，人们就自费印出，分送友人。朱正主编的《1957：新湖南报人》，就是这样一本书，记载了那一年报纸编辑部划“右派”人数占总人数比例最大（一百四十三人中五十四人打成“右派”）的历史事件。五十四人中的刘皓宇，写了一本《人·鬼·人》，也是这样印出的。几年前我收到中央党校一位老干部杨德修自费印出的《自写当年》。最近，我还收到不相识的李理寄来自费印出的《俺这一辈子》。这样印出的书，日渐多了起来。
能自费印刷非卖的书籍，是一大开放。这叫做：“处处不出我书，我走自印之路。”但如果能由有眼光、有气魄的出版社，把那些质量高的、有社会历史意义的书籍，公开出版发售，那就更好了。《虽九死其犹未悔》在群言出版社出版时，原定是严格限制的“内部发行”，差不多等于是自费印刷分送，到《百年人生》丛书中就公开出版了，这就是开放，这就是进步。
（九）关于境外出版物
境外有关中共党史的出版物据说相当多，其中有的还因作者身份被渲染而颇为风行。我只读过零星的几种，这零星的几种中有些我也不准备在这里加以评论。但《二〇〇四年我的读书单》里，列了两本境外出版物：高勇的《胡耀邦主政团中央》和唐宝林的《中国托派史》。我不明白，是什么缘故，这两本书不能在大陆出版。前一本有作者的亲历亲闻，后一本有作者在大陆搜集的大量档案史料。我知道，有些著作，原来也是先在境外出版，后来在大陆也出版了，如：戴煌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沈志华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这也是开放，这也是进步。
近些年我还读了几本“两案”被审或相关人员在境外出版的基本上属于自辩性质或反省性质的书。那些反省性质的书，是不是在境内也能出版？那些人的自我辩护，是不是也可以让人听听？自辩得全无反省，可以让人了解还有这样的人物和思想存在，自辩中如果包含有若干事实，那也有助于弄清历史细节的真相。我知道，包括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王凡西的《双山回忆录》、《郑超麟回忆录》、王明的《中共五十年》在内的一套书，原来都是境外分别出版的，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由大陆用现代史料编刊社的名义印出。出版说明中说：“为了满足中共党史研究工作的需要，我们计划有选择地翻译和翻印少量国外和港台出版的、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有关研究中共党史的著述和资料，供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和党史工作者参阅。由于作者的政治立场、思想观点等原因，这些书籍不同程度地都有一些歪曲史实，吹嘘自己，诬蔑我党的有关领导同志的内容。我们均按原文排印，内容没有删节。”现在这套书又由东方出版社再版，出版说明说：“由于上述图书当时印量很少，目前图书市场上已经绝版，但仍不断有读者来信索要复印上述资料。有鉴于此，我们报经有关部门同意，在系统清理的基础上重版以上若干史料，并定名为《现代稀见史料书系》，内部出版，限量发行。”如果照此办理，是不是可以把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两案”或相关人员的境外出版物，也在大陆“内部出版，限量发行”，供中共党史研究者参阅呢？也许，还要等多少年，等所说的事情真正成为久远的历史以后，才能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