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孙中山与中国同盟会

作者:朱宗震




  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后,曾制订了革命方略和五权宪法。方略规定革命的程序分为三期,即“军法之治”(军政时期),“约法之治”(训政时期)和“宪法之治”(宪政时期),在中国同盟会的领导下,有步骤地建设议会民主制的共和国。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到达上海,他对章太炎等人的言论深感奇怪。30日,他在上海主持了中国同盟会本部临时会议,发布了《中国同盟会意见书》,强调指出:“吾党所标三大主义,由民族而民权、民生者,进行之时有先后,而欲造成圆满纯固之国家,以副其始志者,则必完全贯彻此三大主义而无遗。即吾党之责任,不卒之于民族主义,而卒之于民权、民生主义者,则固无庸疑也。”但是,辛亥年的这场革命,反满是主要的动员口号,表面上获得了社会广泛支持,实际上它所能调动的社会力量十分有限。许多革命者对共和主义和民生主义只是一知半解,对于建设现代国家,所必须培养的国民意识,更是十分模糊。不待革命成功,许多同盟会员已经失去了方向,孙中山没有力量把革命继续推进,最终只能在列强的压力下,与袁世凯达成妥协,以清帝退位、袁世凯宣誓忠于共和为条件,把政权交给了袁世凯。
  中华民国的共和制的政治架构已经建立起来,各派政治势力纷纷组织政党,前清立宪派分子,组织有共和党等派系,一些同盟会员也脱离同盟会参加其他党派,而袁世凯的北洋系官僚集团则超然于政党之上操纵政局。中国同盟会的秘密革命性质,受到反对派的敌视,在同盟会内部也受到宋教仁等人的批评。1912年3月3日,孙中山不得不将中国同盟会改组为从事议会合法运动的政党。但这次改组不彻底,许多激进分子和所谓暴力分子仍在党内。由于党派的分化,同盟会在改组后的临时参议院中的力量不足,失去了正副议长的职位。
  孙中山在卸任之后,由于自己的政治主张无法实现,深感失落,不过对于现状,他觉得也可以接受,因而对政治的发展失去了热情,但他仍在探索国家发展的道路,决定在社会上从事经济建设事业。中国同盟会本部的工作,先后交由汪精卫、宋教仁担任。
  宋教仁在武昌起义后,就根据当时中国的政治生态,主张实行内阁制,也就是与袁世凯、立宪派分享政权,而由同盟会掌握实际行政权力。全国统一的临时政府(北京)成立后,同盟会也参加了政府工作,但袁世凯实际控制着政权。宋教仁为贯彻自己的政治主张,坚持责任内阁制,实行政党政治,由议会多数党出任内阁总理,掌握实际行政权力,在宪法体制上架空袁世凯作为总统的权力。宋教仁对同盟会在3月间的改组并不满意,一度希望另外组织一个议会政党。章士钊发表文章,主张“毁党造党”,也就是取消革命的同盟会,另起炉灶,重新组织一个进行合法的稳健的议会运动的政党。7月21日,宋教仁接替汪精卫出任同盟会总务部主任干事,掌握了党务实权,即筹划与其他党派联合成立一个议会大党。孙中山对宋教仁与袁世凯角逐政权的意图,不太赞成,认为这样做只会使政局越来越混乱。但对于宋教仁组织新党的努力,仍表示赞成。不过,他在政治上表现消极,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规划他的铁路计划,希望在政局稳定的前提下,在10年内建设20万里铁路。
  8月12日,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等达成协议,决定改变党名为国民党,取消了民生主义(平均地权)、男女平等的同盟会政治主张。8月24日孙中山到达北京,与袁世凯会谈。25日,国民党在北京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到会发表演说,重申了平均地权和男女平等的政治主张,演说完毕,即离开会场。孙中山被选举为国民党理事长,但他不愿意接受,在党内同志的坚持下,才同意担任名义,把党务交给宋教仁,由宋教仁任代理理事长,负责实际工作。中国同盟会时代至此结束。国民党是一个进行合法的议会活动的政党,但这个政党并不是由具有丰富的民主意识的人所组成,大量的传统官僚混杂其中,因而在实质上很难说就是一个具有民主精神的政党。
  辛亥革命党人的现代政治意识还很幼稚,他们往往把议会政治的原理作为教条去观察政治形势,制订政治策略,宋教仁等人在计算政治力量对比时,把反对党作为政治对手,对没有议会席次的袁世凯集团,往往忽略不计,忽视了袁世凯集团的军事独裁性质。民主是一种逐渐发育的社会生活,制度要有生活的基础。在清王朝崩溃、中国缺乏权威的政治生态下,才给了幼稚的议会民主派一个实验的机会。在1913年中华民国正式议会的选举中,国民党在表面上获得了胜利,宋教仁兴奋之余,一心准备出任内阁总理。但袁世凯蓄意集中大权,帝制自为,于1913年3月20日放任部下在上海暗杀宋教仁,以阻止国民党执政的意图。民国初年昙花一现的议会民主制度宣告破产。孙中山决心发动二次革命,推翻袁世凯的统治。但他已经没有一个革命组织可供驱使。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决心抛弃国民党,着手重新组织一个革命的党——中华革命党。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