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持久抗战 越抗越强
作者：徐 焰
国民党当局因其统治具有的与人民的对立性，一直不敢广泛发动和武装群众，如同山西军阀阎锡山所总结的“民众不发动是个空子，发动起来是个乱子”。国统区的抗战始终由腐败无能的政府包办，少数动员工作也受官方严格限制，一直不能掀起广泛的游击战。
依赖外援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争取胜利，更是国民党当局抗战时的一个突出弱点。国家最高统帅在策定战略计划的时候，自然需要将国际条件作为考虑的重要因素，却必须立足于自身。蒋介石在淞沪会战中，因寄希望于国际干预而贻误战机形成溃退局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更是一心依赖美国。对此，美国国务院后来在白皮书中也评述说：“美国参战后，国民党显然就认定日本最后必将战败，以为可以有机会来改进它的地位，和中共作最后的决斗。……战争后期中国抵抗力的部分瘫痪，主要就是这种争权造成的。”不自强自立而一味依赖外援，结果必然受外国摆布，美英苏在雅尔塔会议上以中国领土主权作交易，便是由此引来的恶果。
从中国共产党人自身争取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双重目标出发，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阐述的观点，具有国民党当局所不可能有的创见性，主要体现在改消极防御的阵地消耗为运动战、游击战，改政府包办抗战为广泛发动民众，改依赖外援为立足于自力更生。毛泽东在文中预言中国抗战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阶段，而以战略相持最漫长和最为艰苦。后来的事实证明，在毛泽东写完《论持久战》后仅五个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便因战线太长、兵力不足而停止战略进攻转入战略相持，而相持的近七年间确是双方竞赛毅力、意志和坚持能力的艰苦比赛。后来由于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参与，中国正面战场上未经过战略反攻便直接迎来受降，解放区战场的反攻则主要在日本宣布投降后展开，目标是争夺胜利果实。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对抗战进程总的预测还是非常英明的。
由于国民党当局不承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对共产党的建议总持排斥态度，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文，虽有白崇禧等人重视，却也仅供参考，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思想，主要是在指导解放区战场抗日时，发挥了最重大的作用。
1937年8月，八路军出师之前，毛泽东便在洛川会议上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9月下旬，八路军首战平型关获胜，针对一些领导急于打大仗的心情，毛泽东又强调：“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这一要求的核心，是立足于长远考虑，着重发展力量。
这样，当日军向中国腹地推进时，八路军、新四军反其方向而行，展开了向敌后的大进军。继八路军首先开辟晋察冀根据地之后，晋冀鲁豫、晋绥根据地相继创建。从1938年春天开始，八路军向冀鲁豫平原、齐鲁平原、冀中平原挺进，一部还向北进入绥远大青山地区和冀东，完成了在华北敌后的战略展开。由华南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因成立和集结较晚，1938年春夏到达长江两岸时，已面对着十分复杂的局面，还是以主力挺进日军后方，建立根据地并开展游击活动。到1938年秋，八路军由出师时的4万多人发展到18万人，新四军由出师后的1万人发展到2.5万人，形成了一个广阔的敌后战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深入日军后方建立一个新战场，对中国能坚持抗战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从日本大本营的战时文件中也可看出，1938年10月侵占武汉后，日军深感已处于两线作战的困境，即在前方要对国民党进行“压制作战”，后方要对共产党进行“治安战”，被迫停止战略进攻，中国抗战就此转入长期相持，中日双方进行持久战就此成为定局。
一面“熬时间”，一面发展力量准备反攻
抗战初期，过去的老红军奔赴抗日前线时，许多人还习惯于像过去国内战争那样打大规模的运动战，对“运动游击战”还是“游击运动战”这一细微的提法之争，便反映了认识的不一致。以后的作战实践证明，对于物质条件极为困难的解放区军民来说，只有坚持游击战才是战胜强敌并发展自己的惟一有效途径。如果说，在1940年夏秋的百团大战前，八路军还能集中兵力、火力打一些有限的运动战，那么在1941年以后，进入极其困难的环境后，运动战这一方式也要彻底让位于分散的游击战，这样才能坚持持久抗战。
战争是人心的竞赛，也是物质力量的竞赛，抗战中两个战场的物质条件有着天壤之别。国民党当局掌握全国政权，大后方最窘迫时也有两亿人口并有部分城市和工业基础，战时还得到16亿美元外国援助（战前国民政府的年税收不过5亿美元），抗战后期在空军力量和地面部队的装备水平方面还超过了侵华日军。敌后解放区战场则没有外援，1940年以前国民党当局只按4.5万人编制给八路军发饷（每月仅60万法币，不足20万美元），基本不供给武器（全部供应只有120挺苏制轻机枪），皖南事变后微薄的薪饷也被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的武器装备主要靠战场缴获，根本无法打“堂堂之阵”的火力战。像抗战期间国民党战场上的22次大规模会战，解放区战场上根本没有条件打，可是通过积小胜为大胜，取得的总战果却不亚于正面战场。
在武器装备主要靠取之于敌的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指挥员都明白一条基本的原则是，打一仗前先要计算消耗与缴获之比，如果消耗大于缴获，即使打赢了也要算败仗。对付强悍凶顽而一般不肯缴枪的日本军队，根本不能拼火力，只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支援的优势，以游击战与敌周旋。在1941年以后艰苦的环境中，华北解放区便提出，每县要做到一天消灭一个鬼子，这样200个县一个月战果就是6000人，相当于歼敌一个旅团。
在解放区战场那种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持久作战，必须排除消极避战和急躁冒进两方面情绪。国民党曾诬蔑共产党“游而不击”，是“坐大”，实际上敌后解放区位于日军的后方是其心腹大患，被敌人称为“治安之癌”，一直在采取“扫荡”，力求消灭。解放区军民不打击日军便不能生存，发展也只能是越抗越大而岂能“坐大”？1944年夏，国民党当局因正面战场处境狼狈，在美国压力下首次允许国外记者团进入解放区。记者团到山西前线采访时，便深刻感受到八路军抗战中容易被忽略的现实──“由于战斗无处不在，无人不是战斗员，你很难找到惊心动魄的故事，也甚少发现一个规模宏大的战史。根据地军民的生活就是战斗，战斗就是生活。它无处不在，又难以触摸”。应该说，这就是敌后游击战的特点之所在。
敌后解放区战场的持久抗战，又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1938年末，八路军在华北基本完成战略展开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要求再开辟一个新的战略方向。1940年夏，南下的八路军与渡长江北上的新四军会师苏中，基本完成了这一任务，就此解放区军队总数超过50万人，根据地（含游击区）人口达到1亿。当时中共中央曾决定，再扩军30万，争取尽快达到100万，然而1941年1月发生了国民党大举反共的皖南事变，侵华日军又以后方的“治安战”为作战重点，至1942年，根据地人口缩小到5000万人，经济极度困难。为克服“鱼大水小”的矛盾，中共中央决定“精兵简政”，将军队数量减至40万以下，并一度提出只保留20万军队，其余全部地方化或变成民兵，以熬过最困难的阶段。1943年以后因斗争形势好转，减少军队的行动停止，不过解放区的军队在1944年夏天局部反攻开始前，也只保持在47万人，以减轻群众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