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新四军调款援助八路军
作者：林 一
东款西调工作有序地展开
1943年夏秋之际，经过周密策划的、有近百人参加的东款（新四军）西调（太行山八路军）工作有序地展开。
王兴让，独臂局长坐镇河北省涉县索堡镇，全面指挥；曲介甫，代表王兴让去新四军军部接头，转告接款安排，后与夫人李尚平同去徐州建立商业网点；赵有德，敌占区调款负责人，即刻返回天津做准备工作；王磊然，临时受命，协助赵有德做好接款准备；姬忠忱，先去上海与新四军交通员联系并为吴青探路；吴青，以阔小姐身份为掩护，潜回上海准备接款；曹中枢，林县任村德兴货栈经理，等待接款、接货；李汝修，武安县阳邑德庆隆货栈经理，准备收款、收货。
在根据地，为配合这次“战役”行动，虽然涉及了很多人，但是绝大多数人是无法知道内情的；在敌占区，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和交易场所不计其数，但都是各种款额和货物的交易，根本想不到这是新四军支援八路军的抗日救灾款。
赵有德火速回到天津后（化名张子敬），急忙与晋泰昌杂货庄的总经理苏绳武（化名宋庆祥）、经理马振华三人进行会晤。三人在屋里摆上一盘象棋为掩护，赵向他们传达了八路军前总的决策，提出调款任务和具体安排。宋庆祥、马振华听后激动地说：总部首长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是对我们极大的信任。如果完成任务，就是对根据地军民，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的一点贡献呀！同志们的表态，极大地鼓舞了赵有德的信心，他说：我们的任务是到上海、青岛两地收款。上海是重点，时间长，款项多，还要倒换银行和币种，由苏绳武总经理亲自去。为掩护起见需要在上海开设一个门面，也由老苏主持。青岛方面因款额较小，不需要倒换货币，可派伙计苏丕芝去接款。马经理留住天津，负责接待处理上海、青岛方面来人、来电、来函。任务已定，分工明确，大家分头开始行动。
苏绳武交代了业务，即刻动身前往上海。经过朋友的举荐，很快在上海公共租界开了一个新点——庆丰号货栈，办好各种手续，等待接款。派去青岛的伙计苏丕芝，年轻有为，办事利索。打着为自己东家接收一笔财产的旗号，在一个朋友的店里设立内庄，取名隆泰号，自任经理。负责把收到的现钞就地采购成杂货，囤积待运。
不几天，他们收到情报，称山东地区派出的人员已到天津，希望约定时间按规定地址见面。赵有德喜出望外，随即与来人见面。在互相对上接头暗号后，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赵有德让他回青岛找隆泰号经理苏丕芝，当面交清钱物，闲话少说。来人明白，即刻返回。几天后，青岛苏丕芝打来电报，传来第一个喜讯，：青事顺利，款肥物丰，不日到津。马经理拿着电报让赵有德看，两人高兴地哈哈大笑，互相祝贺调款行动旗开得胜。
10月初的太行山，秋高气爽，云淡风清。王兴让派交通员姬忠忱护送吴青去上海。在他们出发前，再一次叮嘱：途中吃、住、行要保持一定距离，别人看不是很熟的关系。在上海除与新四军代表接头外，不和无关人员联系。老姬主要任务是引路、买车票，别的事不要过问。二人在独臂局长殷切的目光中上路了。
二人经林县任村进入安阳敌占区，把假“良民证”换成真的“良民证”后，登上南下的火车，经徐州、南京，奔往上海。
吴青回到阔别六年的故土，触景生情，浮想联翩。家里的人还在吗？母亲身体还好吗？按响门铃后，一位女佣人打开院门，问：你找谁？我就是你家的老四！吴青真切地回答。吴青快步进到屋里，见到久别的母亲，心情万分激动。老人赶快吩咐佣人准备饭菜，为多年不见的小女儿接风。
吴青简要向母亲汇报了近年来的情况，告诉她现在已经结婚，家在河南安阳，丈夫是个教书的，人很老实，对她也好。实际上吴青的爱人，《新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何云同志在1942年5月反“扫荡”中已经牺牲。吴青为了安慰老母，才编造出以上这段话。她说：这次回家是特意为母亲的60大寿而来，顺便到上海医院看看妇科病。老太太听了又高兴又担心，不住地点头。家里除母亲外，三个姐姐早已出嫁，只剩一个比她小5岁的弟弟吴天荫，在一个私人开的企工银行任职。
按照母亲的吩咐，吴青回家后就换了服装。无论是旗袍还是手饰，都是上海流行的式样。打扮入时的吴青，真的成了一位阔小姐。
时隔一日，吴青乘三轮车到大东亚旅馆找到同来的交通员姬忠忱，告诉他自己家中的电话号码。嘱咐他有人来联系时，一定先要用电话联系，以便约定见面地点。
几天后，新四军军部派出的联络员陈祥生，打电话约吴青见面。两人在熙熙攘攘的电影院门口会面，因初次见面，双方都用标准的上海话打招呼。陈祥生把新四军汇总的第一批款子交给吴青，说明这批款是华中根据地边沿地区的商号，向根据地税务机关交纳的税款。商号与上海的银号、钱庄有经济往来，所以用的是由钱庄签发的庄票，凭这个票可到指定的钱庄提取现款。简单扼要交换情况后，两人立即分手。吴青想到，这种庄票来历与江南新四军根据地有关联，容易引起日、伪人员注意，不如换成与根据地无关的银行支票更为保险。她想到弟弟吴天荫，借助弟弟在企工银行任职的便利，借口说这是丈夫生意往来中的款项，暂存“企工”几天，等待合伙人来取。
几个月里，吴青多次在不同时间、地点和陈祥生见面接款，及时请弟弟在银行存、取，并转换成支票，再将支票交给天津派来驻上海的庆丰号货栈经理宋庆祥。就这样周而复始的运作了八个月，由于工作细心谨慎，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为了掩人耳目，久居家中的吴青还为母亲办了60大寿，去医院治病等。
兄弟部队手足情，“前账一风吹，后账也不稽”
1943年11月，陈毅赴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途经冀鲁豫边区，跨过平汉铁路，安全到达八路军前总所在地——晋东南左权县麻田镇。到达时已是1944年1月下旬了。他受到邓小平和滕代远的欢迎。滕代远向陈毅通报了接受新四军款、物的进展情况，说：太行山军民真诚地感谢新四军的支援。这些钱、物对太行山抗日军民将起到极大的作用。他们两人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的战友，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陈毅还接见了指挥这次调款行动的独臂局长王兴让，王局长代表太行军民送给陈毅一件用最好的羊羔皮做的坎肩御寒。陈毅临走前，嘱咐保健医生将两瓶专治疟疾的奎宁丸和两瓶阿斯匹林药品，送到滕代远办公室，请总部首长收下。
调款行动中规定的两个交款地——上海、天津均交接顺利，首战告捷。外地的款项源源不断汇入天津。上海方面为稳妥起见，把敌占区内“中央储备银行”的钞票兑换成华北通用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货币。青岛方面又接款，又收货。除汇款外，还有大批货物运到，有大料、白糖、纸张等。这些货物带着新四军及江南人民对华北地区抗日军民的深厚感情，源源不断从青岛运往天津。
货物都是装火车运来的，在天津站车皮不能久留。天津晋泰昌杂货庄的院子和仓库较小，东西一时放不下。马振华指挥货庄的伙计们，昼夜不停，连续搬运，利用一切空间，把货物码放整齐。在天津的总指挥赵有德看着堆积如山的货物，找到马振华商议：我们的货物是否能变成钱，分别存在“蔚丰”、“致兴”、“华通”、“永恒和”几个银号和天津有名的“金城银行”，眼光要看远一些。马振华说：我也这样想过。我们摆出一个高姿态，不和他们计较利息多寡，这对银号、银行是有利可图的。随后，以“晋泰昌”的名义存入各银号、银行的款，每月都有四五次，每次少则3万、5万，多则几十万元，到1944年春节前后达到高潮。随后，全国的抗战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苏北、山东地区为了迎接抗战的最后胜利，根据地扩大了，队伍发展壮大了，他们不能再支援太行山区了。至此，调款任务行将结束。这笔为数不少的款项，有力地支援了处于极端困境中的太行军民，鼓舞了人们的抗日情绪，加深了新四军、八路军和各个抗日根据地之间的战斗友谊。
从1943年夏至1944年秋，先后给太行山区汇来敌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伪币和部分货物约折合八百万元。（注：因时间已久，查不到当时账本和记载，只能根据当年参加工作人员的记忆做出估算。当时在阳邑德庆隆货栈任机要秘书的谷锐锋说：他们货栈收到的调款和货物约计“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钞票四百万元左右。王兴让说：任村德兴货栈的收款不会少于德庆隆货栈，也应算做400万，两者相加就是800万元伪钞。按当时敌占区物价计算，40斤一袋的面粉市价是5元，此款可购买160万袋面粉。）
1944年10月，总指挥王兴让发出命令：调款行动胜利结束。兵马回营，职员归建。宋庆祥从上海回到天津，苏丕芝由青岛返回天津，曲介甫调往华东工作，赵有德、吴青于1944年秋也回到太行山八路军前方总部。这是在抗日战争中完成的一件不平凡的工作，这个行动除八路军、新四军领导和几个做具体工作的人员知道外，抗战时期从未向外宣传过。兄弟部队之间互相支援，壮大了抗日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早日实现。
解放战争第二年1947年夏，刘、邓大军南下后，为配合中原作战，中央决定从华东野战军抽调十几万人马到冀鲁豫和豫皖苏地区作战。当时，敌人一边进攻延安，一边攻打山东，战情很紧，华东地区供应紧张。陈毅给晋冀鲁豫中央局发来电报，要求帮助解决华东部队的武器弹药和粮秣供应，日后再还。中央局确定派戎伍胜（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又名戎子和）、晋冀鲁豫军区后勤部长杨立三等人赴华东具体协商解决。开始双方协议，先由边区政府和军区供应所需物资，以后由华东地区归还。不久，战局发展迅速，部队对武器弹药和其他军需物资的需求量急剧增加，军情十分紧迫。陈毅专程来到中央局和军区，找到薄一波和滕代远，风趣地说：我这次来，不但要“赖账”，而且还要求继续增加供应。滕代远和薄一波说：那就来个“前账一风吹，后账也不稽吧”。华东野战军需要什么，只要我们能供应的，就尽全力保证供给。当即决定再供应一大批物资。三个领导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