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胡耀邦主陕纠“左”
作者：唐 非
心怀坦荡的胡耀邦却浑然不觉。他和赵守一一起着手准备在西北局会议上的汇报。虽然他一到陕西来，西北局候补书记王林就告诉他赵守一是“表现很右”，但这一段相处下来，他觉得赵守一为人正派，同他的思想很一致，工作上也配合得很好，看不出什么“右倾”。而后来的事实发展，也确实是把他们捆绑在了一起。
3月10日，西北局书记处扩大会议开始。正在陕西长安搞社教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也被请来参加。他约胡耀邦作了一次长谈，了解他在安康究竟说了些什么，劝他不要对批评有抵触。
11日会上，胡耀邦汇报了省委一月会议以来的工作。他说，在指导思想上主要是考虑到我省生产落后了，而春耕大忙在即，必须以《二十三条》为武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迅速投入到组织农业生产高潮的斗争中去。因此，有必要把面上的“四清”、夺权斗争放一下，集中力量把生产抓起来。他说，在对各县的扩干会的指导上，突出地抓了两点，一是以《二十三条》为标准，统一大家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认识，在肯定成绩、肯定必须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前提下，消除在一部分干部中由于不了解政策而产生的不安情绪，以便团结绝大多数的干部搞好当前生产。另一个是在大讲大好形势鼓舞干部和群众的同时，适当地摆出了我省和先进省以及我省各县之间的差距，比较深刻地触动了在相当多的干部中存在着的右倾保守、故步自封的思想情绪。他说，在这两个问题上，收效是显著的。
在全省“多干会”期间，释放了逮捕的脱产干部43人，收回“双开”的76人，减轻处分的102人，停职又放到工作岗位上去的478人。胡耀邦在汇报中列举了这些数字，认为这都是必须肯定的成绩。
同时，他按第一书记的批评作了检讨。他说：一、由于看到陕西生产落后太大，因此在这方面想得多，特别是下去以后，看到一些同志对生产很不熟悉，更加着急，这样就对生产强调得很突出，对革命对阶级斗争说得很不充分。二、由于当时急于纠正实际工作中的缺点，调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这样就又出了一个片面性，在讲到前段社教中的成绩缺点时，比较起来对成绩说得不够充分（特别是对点上），而对可能发生的新问题估计不足。三、由于想把生产搞上去，总想多出一些点子，而对情况的复杂性估计不足，分析不够，这样，又产生了更严重的片面性，这就是《电话通讯》对干部处理的四条办法。四条中用了好几个“一律”，这是没有分析的说法。如果大家完全照此做下去，一定要产生混乱和翻案风。四、对上述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关于干部处理问题的四条，我没有提到省委会议讨论，更没有向西北局请示，是错误的。
在接下来几天的会议里，气温不断升高。原来，西北局的书记、部长们事先都准备了发言稿，有备而来。大部分人的发言都是剑拔弩张，劈头盖脸，对胡耀邦全盘否定，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胡耀邦实在忍受不了这些莫名其妙的“批判”。3月14日，他去见杨尚昆，想向老领导诉诉苦。他说：西北局这样小题大做，我想不通。他表示要向中央申诉。杨尚昆安慰他说：会议这样开法，我也没有想到。他劝胡耀邦不要向中央申诉。他说：要稳住。你的问题就是那个四条，我还要发言替你讲话嘛。
在众人围攻之下，胡耀邦被迫写出《关于〈电话通讯〉中所提处理干部问题四条意见的检讨报告》，于3月15日在会上再作检讨。这已经是第三次检讨了。当时陕西省正召开贫下中农第一次代表大会，西北局又叫他到大会上去向与会的省级厅局党组、党委和各地、县负责人检讨。3月16日，在大会开会之前，胡耀邦出来，忍气吞声地读了一个《口头通知》，说“干部四条”以及省委3月3日发出的《通知》都是“缺乏分析的，因而是错误的，应当立即停止执行”。他还表示责任由他负，“下面同志不要检讨”。
一连数日，胡耀邦受着这种揪住不放的围攻，刺激和压力使他身心俱疲。他每夜失眠，尽管怎样说服自己要吸取这些批判的合理部分，也还是觉得根本是荒谬的，太强加于人。他感到气恼、屈辱、困顿，头痛得难以支持。3月17日，极度虚弱的他病倒了。专家医生们经过两次会诊，发现他大脑神经过度紧张和超常疲劳，听力和视力严重衰退，肺部出现气肿，属于突发大脑蜘蛛网膜炎，需要立即停止工作，住院治疗，否则十分危险。
3月18日夜里，他忧思难遣，难以入睡。第二天就要住院了，他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有个了结。整整翻腾一个月了。再这样翻腾下去，工作上损失太大。他决定顾全大局，再写一封信，再作一次更全面些的检讨，但不涉及西北局会上那些批判言词，而只是检讨自己到陕西以来，特别是围绕着“干部四条”自己思想上和组织上的一些缺点。这种检讨，也算是对自己几个月来工作的一个总结。已经是19日凌晨两点钟了，他披衣起来，扶病奋笔。这封信断续写了五天，直到22日才完成。
在这封四千多字的信里，胡耀邦对指责他对前段社教成绩肯定不够、“干部四条”会引起翻案风等等都承认了下来，并且诚恳地检查了自己自以为是，主观片面，不够谨慎，讲话容易走火等等缺点。在信的最后，他表示了对未来工作的信心：“在西北局的督促和帮助下，我现在决心以一个革命者应有的高姿态去改正错误，我相信只要抓得准，抓得紧，还是能够赶上去的。”
3月30日晚，西北局书记处讨论胡耀邦的信，即第五次检讨。西北局第一书记对胡耀邦的信表示欢迎，说，四条，从政治上、思想上说，都是错误的，但是采取了几个措施补救也就可以了。3月31日，西北局书记处举行最后一次批胡会。杨尚昆在会上发言，带有居中调停的意思。他对胡耀邦作了一定程度的肯定，说，耀邦同志确实干劲十足，想把工作做好，想把陕西省农业生产落后于邻近各省的局面迅速改变过来。他说：是不是说耀邦同志的错误已经成为路线上与中央对抗和西北局对抗呢？我看还不能作这个结论。然而他认为胡耀邦错误的性质是“政治上摇摆”。杨尚昆还说：3月16日的《口头通知》是个转折点，时间也不长，顶多一个月，没有什么了不起。“总而言之，时间很短，问题不大，问题的性质属于摇摆，不属于路线错误。……省委可以开一次会讲一讲，按胡耀邦的检讨水平写，不夸大，也不缩小，正面提，不提耀邦的名字。”会后，西北局办公厅认为赵守一在会上的发言仍然附和胡耀邦，希望他修改发言稿。赵断然地说：“我的发言不改了，我宁肯犯支持耀邦的错误，不犯出卖同志的错误。”
就在同一天，西北局要求陕西省委把胡耀邦的第五次检讨报送中共中央，并加发到陕西省各市、地、县委。这样，就把批胡在全省公开化了。
忍无可忍
胡耀邦住院以后，杨尚昆、刘澜涛以及西北局、陕西省委的领导们陆续来看望他。自从送出给西北局第一书记的信以后，他的心情一时倒也平静下来。后来得知在对他的批评中有“政治上摇摆”等说法，头脑里又骤起波澜。他自问，长征时那么艰苦危险都没有摇摆，现在有什么好摇摆？他明白，一旦陷入党内这种不正常的批评以至斗争的漩涡，那就得尝受不尽的屈辱，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后来，赵守一、冯基平来看他，告诉他关中等地小麦长势很好，夏粮可望丰收，干部、群众在春耕大忙中劲头很大，特别是被解放的干部十分积极，这才使他兴奋起来，思绪又转向考虑未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