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刘大年与中国抗战史研究
作者：刘 潞
胡乔木十一月八日”
据此，父亲与白介夫同志着手搭建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平台——筹备抗日战争史研究会和基金会。不久即将有关情况向胡乔木汇报：
“乔木同志：最近同白介夫同志和其他同志一起，草拟出了给中央的报告等三个文字稿，并设想了一下主席团、基金会的两个名单草案，一并送上，请予以查阅修改。基金会名单中香港何人参加尚须斟酌。理事会的名单我们想可以广泛一些，不必经中央批准，待下回再提出。介夫同志精力充沛，情况熟悉，是承担研究会实际工作的最适合人选。因此我有个想法，秘书长不妨有两位，吕老参加主席团兼秘书长，介夫同时也任秘书长，便于活动、开展工作。我做理事会成员就行了，不需要其他名义，实事求是。研究会明年一月成立，看来太仓促了，预定在二月间比较从容一点。往下的工作，是否等中央批准报告以后，您找有关同志谈一次，然后进行。…… 敬礼
刘大年 （十二月十二）”
1990年2月胡乔木同志的一封信，提出了他新的考虑：
“大年同志：去年十二月十二日和今年一月二十九日两信均收到。十二月的信没有回，因为当时正值神经衰弱旧疾复发（主要表现为疲劳），希望过些时好些再面商，不想此次病情近日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见加重，看来不大可能再恢复到去年谈论此事时的健康水平。明天要住院（与此病无关，动个小手术），只好先回此信。
成立抗日战争史研究会和基金会的建议不能由我个人提出，似只能由社会科学院党组提出。此事原则上是否可行，请先与郁文、胡绳同志一商。由于目前国内外形势，研究会、基金会这类组织，中央现在能否同意亦是问题。如获同意，再考虑报告如何写法。现在的稿子似乎冗长了一些。调查日军暴行一事在国际上已有多人进行，中国自应积极进行。而为了调查所以需要征集基金，这个道理似乎看不清楚。
我由于健康状况对有关事项现已积极不起来，谈话写信现都很感吃力，故坚决不想再在研究会尤其基金会中列名或实际参与。我希望胡绳同志能任会长并在实际上起牵头作用，他以社科院院长和政协副主席身份发起名正言顺。此外，我现在认为基金会名单也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如果实际上能成立的话。这里说的都是大实话。自己提出倡议自己打退堂鼓确实很难堪，但实际如此，别无良策。万望鉴原。敬礼胡乔木二月二十日”
根据胡乔木同志“此事似乎只能由社会科学院党组提出”的意见，父亲同时给社科院党组和吕正操将军写信：
“胡绳、郁文同志：送上乔木同志倡议组建抗日战争史研究会的来信和我同白介夫同志原拟的给中央的《报告》稿。乔木同志对他原来的设想有了修改，主张由社会科学院来出面组织推动。我觉得他的意见可行，具体办法要重新研究，请考虑决定。我给乔木、冯至同志的信各一件，一并附去。如果约人先谈谈，需要的话，我可以参加。又白介夫同志对此热心，也有一些想法。敬礼
刘大年一九九〇年三月十日”
“吕老：您好。乔木同志信一件，转上请一阅。抗日战争史的研究需要采取措施加以推动，我对此确信不疑。乔木同志现在略为修改了他的主意，要按照上次谈话的设想去做，显已碍难行通。我在找有关同志商量，俟有头绪，当即奉闻。敬礼
刘大年一九九〇年三月十日”
经过多方努力，社会科学院终于同意上报成立抗日战争研究会，但明确表示拿不出任何经费。没有钱，研究会即使在民政部挂名通过了，也无法开展工作。父亲和白介夫同志致信李鹏总理请求支持。给李鹏总理的信是请胡乔木同志代转的，在信前还附了一封短信：
“乔木同志：办刊物的费用社会科学院无法解决。我和介夫同志对您和李鹏同志写了一封信，现送上。如无不妥，请加几句话转给李鹏同志，多少有一点钱以后，酝酿了两年的研究会就终于可以活动起来了。由您担任名誉会长，我们觉得同时也设名誉理事，这样，学会可以更有影响些。名单草案见另纸，请考虑，加以增减。已与介夫同志达成协议，我遵命暂居会长名义，介夫担任执行会长兼基金会会长。理事待与学术界协商产生。学会名叫‘抗日战争研究学会’，刊物就叫《抗日战争研究》。明年下半年发刊。争取今年十二月把研究会成立起来，并筹备明年的讨论会。当否，请示复。敬礼
刘大年 一九九〇年十月十五日”
“乔木同志并转李鹏同志：关于成立一个民间的抗日战争史研究学会来推动抗日战争研究的事，我们和有关同志讨论了几次。大家认为现在应该赶紧行动起来，实在不可以再拖延下去了。乔木同志答应担任研究会名誉会长，大家很受鼓舞。我们争取在今年年底建立学会组织，开始工作。明年计划做两件事：一、开一个“九一八”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二、出一个刊物，发表成果，推动研究。学会开办和经常费用我们去设法募集，明年开讨论会与办刊物，马上需要一笔钱，想提请李鹏总理批准，由财政部拨人民币七十万元，给予补助（不久前许立群同志支持的《真理的追求》就是由财政部拨给三十万元得以办成的）二十万元开讨论会，五十万元维持刊物出版。抗日战争的研究不仅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更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也是我党历史的一个重大的转折。它的胜利，准备了新中国与旧中国的决战，加速了中国走进社会主义。抗日战争体现了中华民族空前的爱国觉醒。我们要弘扬爱国主义，那段历史是极为宝贵的教材。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开展这项研究，对于做好台湾和海外华人的工作，增强向心力，十分有利。历史的教训更需要牢记。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日本国内的旧势力仍然坚持军国主义思想，企图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亚洲翻案。日本由经济大国走向军事大国，步伐在明显地加紧。我们主张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但不能忘记历史的经验教训。台湾和海外学术界也重视这方面的工作。海外华人出有专门刊物，开展日军侵华罪行调查。他们多次来信，对我们没有组织起来与他们联系协作，表示不满。今年八月在香港举行的一次中日关系国际讨论会中，台湾学者提出，一九九二年两岸共同召开卢沟桥事变五十五周年学术讨论会，经费由他们申请蒋经国交流基金解决。这是对我们的挑战。凡此种种，都要求我们把抗战史的研究认真开展起来，愈快愈好。我们这些当初投身抗日战场的青年，今已白发苍苍。回顾那段历史，深感自己应该抓紧时间，尽一分责任。目前国家财政很紧，大家充分理解。在推动抗日战争研究这样的事情上少量花一点钱，支持一下，是有充分理由的。我们一经得到批准拨款补助的通知，便可着手筹备明年的讨论会和安排刊物出版的具体工作。学会理事会章程、名单将尽快提出，向乔木同志汇报，并办理登记手续等事宜。敬礼
刘大年白介夫 一九九〇年十月十五日”
关于这封信，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海鹏先生有过如下的回忆：“经过刘大年与白介夫同志等多次讨论，我也参加过这些讨论，初步决定成立中国抗日战争研究学会（我建议改为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大年同志采纳了）；创办《抗日战争研究》刊物；在1991年9月举办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大年同志交代我，要把这些意思给李鹏总理写一封信，取得支持，经费问题就好解决了。给李鹏总理的信，是我起草的，经过大年同志修订。这封信送出不久，李鹏同志把这封信批交国务院秘书长刘仲藜同志处理。有一天，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史学片担任学术秘书的高德同志告诉我，要我同他一起到国务院第八会议室参加一个会议。那个会议是刘仲藜主持的，除了高德和我外，还有民政部社团司司长、财政部文教司副司长以及国务院办公厅会议处的工作人员。我在会上陈述了成立抗战史学会、创办《抗日战争研究》刊物以及召开‘九一八’事变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理由。刘仲藜同志当时没有明确表态，只是说将会给李鹏同志汇报。但是我知道，事后李鹏同志还是批了这70万元的预算。用这笔钱，我们创办了《抗日战争研究》学术刊物，并且在1991年9月在沈阳举办了纪念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