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延安时期毛泽东掀起的四次“攻书”活动
作者：张希贤
第三次“攻书”，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
1938年秋，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命题。为完成这一理论工程建设，从1938年秋到1940年冬，毛泽东发动了第三次理论“攻书”，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领域的“攻书”，结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必然。从1840年到1940年，中国人民在100年的反侵略斗争中，积累了无数宝贵经验，到了应该取得理论结晶的地步。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在近二十年的民族解放斗争和中国革命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也到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临界点”。为胜利指导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斗争，“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更是中国共产党“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
为实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建设工程，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准备工作。1937年4月，延安解放出版社创立后，大批量图书相继问世，马恩列斯著作和一系列文化著作与干部学习教材相继出版。这期间，毛泽东认真阅读了哲学著作24本，《鲁迅全集》20卷，中国历朝通俗演义如《东周列国志》、《两汉演义》、《隋唐演义》与中国古典名著二十多部，马恩列斯经典著作单行本三十多本；阅读了艾思奇、范文澜、郭沫若、李达等人的新著三十多部，周扬、丁玲、冼星海、欧阳山等人作品几十篇；阅读研究战争与经济、文化方面的信息资料数不胜数。在这样广博阅览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建设领域发起了强有力的冲击。
首先，积极推动全党学习运动的开展。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研究决定了全党的学习问题。之后，全党建立了正规的学习制度。在职干部教育，规定每人每天必须学习两个小时；干部学校教育，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办的几十所干部学校，党员干部分期分批培训。1939年，全党开始了学习运动。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我们发起的生产运动和学习运动都是永久性的”，“我们的党要由小到大，才能领导这样大的中国革命，要有大批有学问的干部”，“中国人一向说‘攻书’，要进攻，不能保守”。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进一步讲了九点意见，指出六中全会后“中央发起的全党干部学习运动，对提高全党干部的理论文化水平，有头等重要意义”；“党政军民学各机关的在职干部，均应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按其程度，文化与理论或并重或偏重”；“每日二小时学习制”；“一面工作，一面学习”；“自动与强制并重，理论学习与文化学习一致”；“勤学者奖，怠惰者罚”。从1939年春到1942年春，历经三年的学习运动，全党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文化知识如饥似渴地学习，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走向了第一次飞跃。
第二，积极推进全党的理论工程建设。在这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建设中，毛泽东撰写和演讲了《论新阶段》、《战争和战略问题》、《青年运动的方向》、《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纪念白求恩》、《论政策》等一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文献，论述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性质，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与工农联盟，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一批经典著作的问世及其博大精深的理论内涵，标志着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第四次“攻书”，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伟大工程
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了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建设任务。1942年，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起了第四次“攻书”，启动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伟大工程。
首先，1941年中央为党的先进性建设，做了充分的准备。5月19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了改造全党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任务，批判了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给即将开始的党的先进性建设暨延安整风做了理论上的准备。1941年，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查阅了近千万字的中央文件，编辑出版416万多字的《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下册)和《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两部大型党史文献。毛泽东同志评价此书，“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才可能召开1941年9月会议，大家才承认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经过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对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中央领导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认识；对全党的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宗派主义问题，也进行了讨论；提出了“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会议还决定组成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主持系统研究党的20年的历史。
其次，全党80万党员，进行了历时一年半的普遍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发表《整顿党的作风》演说；8日发表《反对党八股》的演讲。4月3日，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自此，全党开展了一场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通过研究历史、研究现状、研究理论三者有机结合，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意义深远的延安整风运动。
第三，党的高级干部，对党的历史，进行了为期四年的研究与总结。为端正党的思想路线，提高党的干部的理论水平与政策水平，1941年春，中央组织党的高级干部，开始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研究党的历史。毛泽东在研究数百万字党内文件的基础上，于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之后，写出了《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一组文章，并领导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起草了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书面结论草案——《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以及策略上，论述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时期的主观主义、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指出他们在党内造成一种乱斗的习惯，不分青红皂白，大事小事，一律都是“最坚决无情的斗争”，造成党内离心离德、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1943年10月以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作了一系列关于党史研究的报告，指导党的高级干部正确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中央扩大了研究规模，绝大多数党政军高级干部都参加了研究。对于党的全部历史，特别是1931年初到1934年底这一时期中央的政治路线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同时，中央还组织了过去曾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中工作的干部，召开各地区各部队的党史座谈会。如红七军历史座谈会、潮梅地区党史座谈会、湘鄂赣边区党史座谈会、湘赣边区党史座谈会、鄂豫皖边区党史座谈会、福建地区党史座谈会、闽西地区党史座谈会、赣东北边区党史座谈会，等等。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1944年5月10日，中央书记处决定由任弼时负责组织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张闻天、李富春、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陈毅等人，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反复组织干部对《决议》草案进行讨论、研究、修改。前后14易其稿，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上原则通过了《决议》草案。8月9日，党的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至此，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一致，全党亦达到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空前的团结。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