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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１－１９８１：胡乔木与毛泽东
作者：程中原
20世纪50年代，胡乔木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协助毛泽东起草和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件，主要表现在：
1949年，胡乔木是《共同纲领》这个临时宪法的主要起草人。
1954年，毛泽东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胡乔木同毛泽东一起住在杭州西湖边的刘庄，搞了几个月。
1956年初，胡乔木根据中共中央、周恩来和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的意见执笔写成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
1956年中，胡乔木又协助毛泽东、刘少奇起草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等文件。
1956年底，胡乔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和毛泽东的意见，执笔写成《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12月29日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的名义发表）。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接着召开的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胡乔木为代表团成员。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通过的《莫斯科宣言》，是胡乔木提议、又是奉毛泽东之命由胡乔木做了重大修改的。改过的稿子比原来苏共提出的草案有很大改进。苏方主动提出，宣言草案由中苏两党共同提出较好。
胡乔木善于理解、长于阐发毛泽东的思想观点，但他是有独立见解的，不是那种唯唯诺诺的人，有时也会同毛泽东发生争论。毛泽东常能从善如流，但对胡乔木也有微辞：乔木固执。
1959年庐山会议，胡乔木是以纠正“左”倾错误为主旨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的主要起草人之一。胡乔木不赞成把彭德怀、张闻天等打成“反党集团”，然而无法改变毛泽东作出的决断，还是应毛泽东的要求起草了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
1961年，毛泽东亲自带领三个调查组进行调查研究。胡乔木受命两度到湖南调查，到了毛泽东的老家韶山，如实地写报告向毛泽东反映农村人民公社存在的严重问题。毛泽东采纳他和其他同志的意见，把办公共食堂这一条实际上取消了，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
长期在毛主席身边，胡乔木当然了解毛主席的性格、脾气。武昌会议（中共八届六中全会，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要公布的1959年的粮、棉、钢、煤四大指标数字水分较大，陈云主张暂时不说，看一看，要胡乔木转告毛主席。他不敢去说。庐山会议后期，刘少奇同胡乔木谈，要建议另外写一个反对“左”的文件。胡乔木估量当时的气候，也不敢去说。到三年困难时期，“左”倾的毛病暴露无遗。毛主席怪胡乔木：为什么不跟我说！副主席的话你有什么权力不报告！胡乔木不报告自有其良苦的用心。他受到这样严厉的批评，内疚、自责，加上委屈、苦恼，再加上长期超负荷工作，身体本来就弱，结果神经衰弱症越来越重，只得长期休养。
20世纪60年代前期：鱼雁传诗情
毛泽东得知胡乔木病情相当重，给他写信，要他长期休养，为他设计休养方式：“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作一、二、三年休养打算，不要只作几个月打算。”
经过三年多的疗养，胡乔木的健康状况大有改善。1964年秋在杭州重新弄笔。时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经过三年经济调整，元气逐渐恢复。10月14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下台。两天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胡乔木尝试填词。由于毛泽东诗词的发表和出版，用旧体诗词反映时政、歌颂光明、鞭挞黑暗，成为时尚。胡乔木在1964年10月中旬起的十来天里写了十三首词，寄请毛泽东阅正。毛泽东接读胡乔木的新作，“终日把玩推敲”，悉心进行修改，并亲自批送《诗刊》发表。胡乔木遂即致函毛泽东，表示“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非常感激”，说毛泽东对有些词句的修改“实有点铁成金，出奇制胜之妙”。11月，胡乔木又续作三首。以后毛泽东与胡乔木在京杭两地又多次通过书信或电话交换意见，反复推敲。胡乔木的《词十六首》于1964年岁末最终由毛泽东定稿，1965年元旦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第一期上同时登出，在全国政治界和文化知识界引起极大的注意和兴趣。
胡乔木旧体诗词的创作热情益发高涨起来。从1964年11月到1965年1月，他又写成“词二十七首”寄奉毛泽东以及陈毅、郭沫若等。经毛泽东两次批改，在《人民日报》（1965年9月29日）和《红旗》杂志（10月1日出版）登了出来。这回的标题是《诗词二十六首》。如果说1965年元旦发表的《词十六首》以现代中国史诗的雄浑和时事讽刺诗的辛辣博得赞誉，那么，《诗词二十六首》则以动人心弦的时代颂歌和发人深思的人生探究吸引读者。
《词十六首》和《诗词二十六首》发表的这种规格，在中国是从来没有过的。这固然主要是因为毛泽东对胡乔木诗词的激赏，但从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胡乔木的真情与厚爱。正如在毛泽东的许多文章中含有胡乔木的理性思考，在胡乔木的这些诗词中，也包含着毛泽东的才情和胸襟。在作文和做诗这两件事上，毛泽东和胡乔木的关系真可说是珠联璧合。
“文化大革命”时期：岁寒得关顾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胡乔木受到冲击。周恩来采取过保护措施，揪斗有所缓和。但不久胡乔木被公开点出，又成了被批判的一个重点。由于毛泽东的关顾，挨斗的命运才得以解脱。那是1967年的五一劳动节，毛泽东上天安门途经胡宅，令停车要去看望，因敲错了门而未如愿。第二天又安排专程前往，又遭江青吵闹阻拦而未成行。毛泽东无可奈何地说：我心到了。胡乔木得悉主席没有忘记他这个秘书，欣慰地说：我心领了。毛泽东这样惦念胡乔木，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也不便采取过激行动。因为有了毛泽东这样的关顾，从此，胡乔木免除了被揪斗之苦。
但是，江青、陈伯达等没有放过胡乔木。从1967年12月6日起，胡乔木即被正式列入“中专一办周扬专案组”，从此被长期审查。江青等控制的专案组甚至无中生有地诬称胡乔木历史上“很可能被突击当了特务”，还给他加上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大肆攻击三面红旗”的罪名。
所幸毛泽东没有忘记胡乔木。1971年夏，毛泽东到南方视察。在一次谈话时，称赞胡乔木“这个人有点知识”。此后，毛泽东又过问胡乔木的事，但江青等人以问题还没有搞清楚来搪塞。直到1974年秋，在落实政策、大批解放干部的时候，胡乔木才得以出席国庆招待会。当年京剧样板戏风靡全国，此举借用京剧行话，称为“亮相”：昭示世人，此人已经获得“解放”。
邓小平1975年初主持国务院工作，胡乔木担任邓小平组建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一方面编辑《毛泽东选集》，一方面协助邓小平进行各方面的整顿。
胡乔木动手，很快就把毛泽东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著作《论十大关系》和进一步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导性文件《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整理了出来。毛泽东对胡乔木的工作是满意的。同时，胡乔木带领政治研究室，一方面支持与推动了整顿的展开和深入，一方面揭露和打击了“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和极左理论。在此期间，不少得到毛泽东直接干预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事，如电影《创业》公开放映，举行纪念聂耳、冼星海音乐会，支持姚雪垠《李自成》小说的写作和出版，批示编辑出版《鲁迅全集》、《鲁迅书信集》，写出“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的著名批语，等等，都是由胡乔木将有关书信或材料，或经邓小平转呈、或由胡乔木直送毛泽东而促成的。江青一伙因此对胡乔木深恶痛绝。在后来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国务院政研室被诬蔑为“谣言公司”、“黑风口”、“继旧中宣部后又一个阎王殿”。胡乔木参与或指导起草的《工业二十条》、《科学院汇报提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被当做“三株大毒草”进行批判，于是胡乔木再一次“靠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