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畅观楼事件”真相

作者：端　木

　　
　　“畅观楼事件”遭到“革命大批判”的缘由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以彭真为首的原北京市委虽然已经是“顷刻瓦解”、“一朝覆亡”，但是这个“反党集团”到底有哪些反党罪行？老百姓并不清楚。不少人认为，《二月提纲》毕竟是出在中央的问题，《海瑞罢官》、《燕山夜话》也只能说是写文章的人的问题。因此，制造出一个为做反对毛主席的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做准备，背着毛主席，攻击毛主席的事件，就变得十分必要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畅观楼事件”遭到“革命大批判”，成了以彭真为首的原北京市委的十大罪状之一。
　　《北京日报》、红卫兵小报和许许多多的大字报，连篇累牍对“畅观楼事件”进行“革命大批判”。一些当年参加畅观楼会议的同志为此而多次被批斗，专案组严令他们彻底交代参加这个反革命阴谋活动的罪行。
　　1967年春，专案组还在动物园畅观楼办了一个“畅观楼事件”展览，里面的会议桌上摆着“黑帮”的名牌，还画了漫画像。
　　对“畅观楼事件”进行“革命大批判”期间，各种揭发材料很多，姑且举出一例。1967年4月，当时受到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首都红卫兵组织散发了一份《畅观楼反革命事件》的揭发材料。该材料宣称：1961年11月，在刘少奇、邓小平的庇护下，由彭真亲自授意，刘仁等指挥，带领市委内部各部委一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西郊公园畅观楼密室“审查”中央发至县级以上的文件和毛主席的党内讲话、批示，其直接目的是收集反党材料，企图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配合“刘、邓黑司令部”，向毛主席猖狂进攻，妄图一举把毛主席推下台来，实行其反革命政变阴谋。这就是耸人听闻的“畅观楼反革命事件”。
　　根据各种揭发材料，可以清楚地知道策划者为了制造“畅观楼反革命事件”，确实是费尽了心机，他们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歪曲的：
　　第一，捏造查阅文件的范围。根据项子明布置的要求，查阅的是中央书记处批发的中央有关部委上报的文件，以及少量北京市转发给所属区、县的文件。这个查阅范围可以从汇总上报的文件中得到证明。中央书记处存有这份汇总上报文件，从北京市委的档案里也可以找到，北京市委有关部委的办公室也有存档。因此，这样一个查阅范围是很容易搞清楚的，但策划者却一口咬定，这次会议查阅的是“中央发至县级以上的文件和毛主席的党内讲话、批示”。对查阅范围的这种篡改，真是用心险恶。本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这样一篡改，讲成是查阅毛主席的党内谈话和毛主席批发的中央文件，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在当时，背着毛主席，审查毛主席的讲话，从中找出问题，加以攻击，显然是居心叵测，肯定足以证明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干这件事，是阴谋反对毛主席，为以后“做秘密报告做准备”。
　　第二，捏造攻击毛主席、攻击三面红旗的言论。“革命大批判”文章里专门有一章，叫做“群魔乱舞”，说什么畅观楼会议上攻击“毛主席和党中央犯了路线错误”，“历史上凡是犯了路线错误，都不能自已纠正”，说什么会上攻击总路线是违反了经济规律，攻击“大跃进”是万马折腾，攻击人民公社办早了。其实，到底有没有这样的言论，查阅一下上报给中央书记处的汇总文件和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所做的会议发言记录，就可以一目了然，但是策划者偏偏要对已经被隔离审查的“黑帮”进行逼供。谁坚持实事求是，谁就是“顽固不化”，就是抗拒，就得从严。
　　第三，捏造“畅观楼事件”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这一点同样是用心极为险恶的。畅观楼当年是个幽静之地，挑选这个地方不过是为了工作不受干扰罢了。但是，“革命大批判”却绘声绘色地将这次会议讲成是“行动诡秘”、“策划于密室”，极力把这次会议诬陷成阴谋行动。其实，这件事并不难查清。会议的内容因为当时不允许随便向外传，知道的人确实不多，但畅观楼会议本身，知道的人很多，一问就清楚了。
　　197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通知明确指出：“畅观楼反革命事件”等强加给彭真的不实之词，均予以彻底推翻。
　　总之，“畅观楼事件”是在1961年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倡实事求是的背景下，受中央书记处委托，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所做的一项正常工作，目的是为了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根本不是什么“策划于密室”的政变阴谋。
　　
　　（责任编辑　汪文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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