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桃园大队“四清”前后
作者：罗平汉
之后，刘少奇问到其他生产队搞没搞试验田，当听到第三队有3亩谷子试验田时，就要去看看。到了谷子地，谷子已吐完了穗，因为是畦播的，长的像刀一样齐，一片金黄，十分喜人。刘少奇和其他领导看了都非常高兴。
刘少奇说：“每个生产队的地都这样，增产的幅度就大了。”随后，三队队长赵玉先汇报了谷子从整地、播种到管理的做法，主要是水、肥、播种形式及合理密植。刘少奇听完对我们说：“农业增产，水、肥是主要的。你们一定要紧紧抓住这两项。多打井，多积肥。都要向三队学习，科学种田。”
这时刘少奇要吸烟，王光美从她的公文包里拿出一盒“恒大”牌香烟，分送给大家，每人一支。大家拿着烟，谁都舍不得吸，要留着作纪念。
要离开谷子地时，王光美拿出照相机，亲自摄影，给大家拍照留念，刘少奇站在中间，我和妇女主任陈桂芝左右相陪，还有赵树春、赵占春、关福顺、赵殿朋、赵玉先、祖少会，都站在刘少奇身边。
分别时，王光美十分亲切地对我们说：“麻烦了你们半天，谢谢你们，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关于电影机的事我们回去商量。”
这一段时间，来过桃园的，还有中共中央副主席朱德、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国防部长彭德怀、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李先念，以及刘伯承、贺龙、聂荣臻、罗荣桓、黄克诚、程子华、吕正操、廖鲁言等领导同志。
罗：后来，刘少奇是不是果真派人送来了电影机？听说刘本人还成了你们社的社员？
关：1958年9月，王光美给我和陈桂芝写了封信，告诉我们：“回北京以后，经和少奇同志商量，同意送你们一台电影放映机。电影机就作为我们全家入社的股金，今后我们一家就是你们社的一户社员。电影机将很快送到。”后来我们知道这台电影机是外国送给刘少奇的。
几天以后，电影机转到河北省委，由省委派人送到我们东方红农业社。省委和唐山地委负责同志亲自来我们社参加了会议。会上全体社员热烈欢迎刘少奇一家人加入我们东方红农业社。从此东方红农业社又增加了一户新社员。
1958年10月我们成立了人民公社，名字叫“东风人民公社”。我任副社长兼卢王庄管理区书记，卢王庄管理区就是我们原来的东方红农业社。
罗：听了您刚才的介绍，对“大跃进”运动时桃园的情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我感到，尽管当年以“大跃进”的方式进行工农业生产是违背科学规律的，但那一年广大干部和群众空前高涨的生产热情还是值得肯定的。我想，刘少奇当年对桃园一定留下了较好的印象，这恐怕也是他让王光美来桃园参加“四清”工作队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1963年，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机关，包括企业、学校、部队，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四清”工作队，下乡搞“四清”。王光美同年11月到我们大队，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工作人员的名义参加“四清”工作队，担任桃园大队“四清”工作组副组长。那时工作队的纪律非常严明。王光美身穿旧劳动布的工作服，头上围着毛巾，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吃的是粗米饭、玉米面粥；喝的是白菜汤；住的是贫下中农的一间小偏房，又小、又窄、又矮，冬天冷、夏天热；干的是和社员同样的活，总是和社员一起出工，一起收工，不怕脏、不怕累。记得有一次刚刚过完春节，天气格外寒冷，寒风凛冽，西北风刮得呼呼作响，正赶上这天往地里送粪，王光美和社员一样，扛着锹下地，在地里用铁锹泼粪，和社员有说有笑，一直干到收工才回来。
罗：“桃园经验”上说，您也有所谓“双七百”的问题，说清出您多占了集体700斤粮、700块钱，这“双七百”是怎么算出来的？
关：其实那时的干部是比较廉洁的，当然多吃多占的现象也是有的。例如，那时节多喝一口汤，多吃一碗饭，就是多吃多占。工作队来了后，对原来的干部进行“清账目”、“清工分”。干部开会误工了，队上却记了工分，清工分时，对这种情况的处理，不仅这些工分不算，而且一清清到前好几年，这样累计起来数量就大了。我家多分了一点粮食，用粮食喂了两口猪，结果七算八算，给算出了700块钱。随后工作队硬要我退赔，结果不但把猪卖了，而且把家里值钱的东西也全卖了才算退清。
[采访人附记：说到这件事，一直坐在旁边的关大妈情绪仍很激动，说为了退赔家里什么都没有了。关景东身体不好，有较严重的心脏病，这个问题就没有继续交谈下去了。]
罗：我来之前曾看过王光美所作的关于“桃园经验”的介绍，里面说“四清”工作组原来是准备让您先劳动两年、考验之后再安排的，但后来很快又安排了您的工作。您是大队干部中“洗澡”、“下楼”最早的一个，是这样的吗？
关：因为我态度好，退赔又彻底，所以很快“洗澡”、“下楼”了。那时，王光美在对我进行教育时，列举大量事例说明馋懒占贪是犯错误的开始，这样不仅违反了党的纪律，而且影响了党的光辉形象。1958年，我为追风头、赶浪头，随波逐流，工作上搞浮夸。王光美对此十分认真地指出，搞浮夸就等于说假话，危害是极其严重的，害党、害国、害民，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随后她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学习毛主席《为人民服务》那篇文章，教育大家，一定要做老实人，办老实事，说老实话，坚决反对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我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当场向群众作了深刻检查，多吃多占做了合理退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谅解。“四清”后，广大人民群众又选我当大队长。
罗：桃园是怎样变成全国社教运动的样板的？
关：1964年后，“四清”运动由试点转向全面铺开，但是派下去的工作队毫无经验，不知怎么搞法。刘少奇想到王光美在桃园搞“四清”的经验，便叫王光美给工作队介绍。1964年7月5日，王光美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作报告，介绍了桃园大队开展“四清”运动的经验，结果大受欢迎，不少地方都请她去作报告。陈伯达几次特意找刘少奇、王光美，提议把王光美的报告印发给各地党委和社教工作队。刘少奇同意了陈伯达的意见，为了慎重，又亲自写信给毛主席，征求毛主席的意见。毛主席也同意把这个报告发到全国。1964年9月1日，王光美总结的“桃园经验”便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名义发到全国，标题是《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
罗：听说您还在华北局召开的一次大会上介绍过桃园“四清”的经验？
关：那是1965年2月，我和公社副书记赵厚伶、大队副书记赵仲林去河北省新城县高镇大队参观。王光美当时在那里搞社教运动，运动刚结束，还没有离开。我们事先并不知道她在那里。
听说我们去了，王光美马上会见了我们，叫我们汇报桃园大队“四清”后的变化。我如实地作了汇报。王光美提出了对桃园今后的要求，要达到“三多”、“三无”。“三多”，即多出人才，多出经验，多出产品。不论农业、副业，产量、产值必须搞上去，一年要上一个新台阶。“三无”，即全村无贫困户，无违法违纪户，无文盲社员。如果社员因为疾病等特殊原因，造成生活困难，大家要伸出热情之手，发扬社会主义风格，互相帮助。不论男女老少，都要有一定文化，人人懂科学，有知识。
我们三个人告别了王光美，打算次日往回走，好尽快落实王光美给我们提的各项要求。这天晚上，我们已经睡觉了，河北省社教工作队赵同轩来了，把我们叫醒，告诉我们，明天不要走，省委要在高镇大队召开一个大会，让我们介绍一下桃园“四清”前后的变化。我说：“这次我们来的主要任务是向高镇大队学习的，如果让介绍，就请公社副书记赵厚伶说吧。”赵同轩说：“是董朴（王光美）同志叫你来介绍的，叫你不用稿子，要随便说，因为要说的是桃园实际情况，你了解最多，讲时好就是好，不足就是不足，要实事求是，不要扩大成绩、掩盖缺点就行了。”当天晚上，我们三个人共同商量了一下，把介绍应说的大概进行了归纳，捋顺先后，我们就休息了。
次日吃完早饭，赵同轩领我们来到会场。会场就在高镇大队小学校的操场，很大，地上摆满了檩条，一排排放得很整齐，主席台上只有五张学生用的课桌、一排小凳子。会场没有横幅标语，我们不知道开的是什么级别的会。
过了一会儿，开会人员列队进入会场，大会主持人把我们请到主席台。他将我们作了介绍，并说由关景东同志给我们大会介绍桃园“四清”前后的变化。
当时，桃园大队已经是名声在外了。与会的人，虽然不认识我本人，但都知道我的名字。
我当时不知道与会者都是什么干部，台上的领导是谁，因此思想没有任何压力，就胸有成竹地把日常工作、亲身体会、桃园“四清”前后的六大变化，以及今后“三多、三无”的努力方向等，有理有据、生动形象地向大会逐项做了介绍。
事后我才知道，大会是华北局召开的，到会人员都是县团级以上的干部，在主席台陪我们的是华北局书记及中央两位部长、华北局秘书长。我听到这个消息，着实吓了一跳。如果事先知道如此高层的领导叫我讲话，我可能就没有那样好的精神状态了。
罗：谢谢您讲了这么多有关桃园“四清”的情况，听说您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斗，身体一直不是很好，希望您多保重身体。
关：谢谢！
（采访人附注：在桃园采访期间，中共抚宁县委办公室、县档案馆提供了诸多帮助，在此特表谢意。）
（责任编辑汪文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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