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重评刘步蟾引起的风波
作者：戚其章
1962年《甲午风云》公映后，好评如潮。这部电影的主旋律是应当肯定的，但从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相结合的高度来要求，则大有商量的余地。影片以范著为依据，将刘步蟾塑造成一个反面典型的代表，不能不说是重大的败笔。我看了电影心里很不是滋味，便以影评的形式写了一篇文章，讨论《甲午风云》的得与失，其中重点谈到刘步蟾的重新评价问题。不料文章寄出不久就被退了回来。退稿信肯定文章写得不错，“有理有据”，却又表示“不宜发表”。文章虽然未被刊用，但我对给我写信的编辑仍然心存感激，因为他让我明白了这篇影评之所以不能发表，并不是文章本身的问题，而是文章以外的问题。不过，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挫折，好在我的《中日甲午威海之战》一书也在此时出版，已经初步达到了重评刘步蟾的目的，心情还是很高兴的。
投降派还是爱国英雄
1966年中国进入史无前例的年代后，许多学术问题被泛政治化，重评刘步蟾问题也未能幸免。我在《中日甲午威海之战》一书中自作聪明的做法，终究没能逃脱“造反派”的眼睛。他们批我为“投降派”翻案，将我的这本小书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书”。
随着运动的继续进行，对我批判的力度也在升级。有一天，出现了这样的大字报，标题是：《戚××，你和田汉干了些什么？》，指斥我为“四条汉子”的同伙，充当“四条汉子”的“反革命帮凶”。于是，突然之间，我也就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一直担心的噩梦终于开始了。那年刚过了国庆节，我便被押送到农村接受监督劳动，打入“五类分子”的行列。当时怎样也不能理解：我不过是涉足史坛不久的小字辈，怎么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何况即使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按照中央公布的政策规定，它虽属敌我矛盾，也要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为什么对我就例外呢？后来听主持此事的某负责人亲口讲：当时我们觉得“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构不成遣送的条件，戴上“反革命”帽子又不够，干脆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吧！
就这样，我在农村劳动改造了7年。由于多次越级申诉，得到上面一位领导的重视和批示，才撤销了划我为“右派”的决定，但被告知不许回城，要扎根农村，就地安排到一所农村中学代课。一位朋友得知我的这段奇特的经历后，无限感慨地说：“你为重评刘步蟾付出了太多，‘文化大革命’打‘右派’，恐怕全国你属独一份吧！秉笔直书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但要真正做下去，又何其太难！”尽管如此，我自觉问心无愧，也就没有什么好后悔的。我决心重评刘步蟾的事还要坚持做下去，不过要等待合适的时机到来。
“四人帮”倒台后，学术讨论的气氛逐渐趋于宽松和正常。1977年3月中旬，上海京剧团一行八人，由钱友忠领队，包括编剧陶雄和谢雨青，来威海访问，准备改编京剧脚本《甲午海战》。他们找我咨询，我用几天的时间为他们讲述甲午海战的过程，以及许多剧中人物的实际表现和应该如何评价。我特别强调，《甲午风云》一片对刘步蟾的处理是其一大硬伤。他们接受我的意见，但脚本的架构和情节无法做大的改动，只能考虑给剧中人物刘步蟾改换个假名。换什么名字呢？考虑再三，最后确定改用“牛嘉平”这个名字。“牛”指牛昶昞，是威海水陆营务处提调，最后是他带领北洋舰队投降的；“平”指王平，是左翼鱼雷艇管带，最后在威海保卫战中率领鱼雷艇队出港逃跑。“牛嘉平”就是“牛昶昞”加“王平”的意思。用心虽然良苦，但在演出的时候，一般观众注意不到“牛总兵”与“刘总兵”的差别，也就产生不了多大的实际效果。
上海京剧团一行人刚走，辽宁大学历史系搞“三合一”开门办学，组成以该系教师为主的考察小组，包括孙克复、陈崇桥、李荣华、张玉田等15人，由关捷领队来到威海。他们请我讲甲午战争，我在讲解中重点介绍了刘步蟾的为人和表现，并指出影片《甲午风云》的问题所在，认为应为刘恢复名誉，还他一个公道。我的讲解使他们感到新鲜，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陈崇桥告诉我，他正同张玉田编写《中国近代军事史》一书，即将脱稿，计划召开一次书稿讨论会，以广泛征求全国的近代史学者的意见。并表示一定要请我，希望我撰文参加。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认为这是正式提出重评刘步蟾的好机会。
这年的11月下旬，“《中国近代军事史》书稿讨论会”在沈阳举行，我应邀到会。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一次学术盛会，可以说是群贤毕集，与会的100多位学者中有不少是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佼佼者。我在发言中对书稿采取回避刘步蟾的态度不以为然，认为应该理直气壮地正面写刘步蟾。辽大的同行知道我写好了一篇题为《应该为刘步蟾恢复名誉》的论文，建议我在会上宣读。我发言后得到良好的反响。大会总结认为重评刘步蟾是此次讨论会的一项突破。会后，胡滨告诉我：李时岳来信说，重评刘步蟾是这次会议的最大收获，使人开阔眼界，启发良多。
这次正式提出重评刘步蟾虽说初步打开了局面，但在全国学术界一时尚未能取得共识。从1978年起，对刘步蟾历史评价问题分为否定与肯定两派，激烈交锋，展开了长达数年的论战。我也密切地注视这场论战，时时撰文参加讨论。在我先后发表的多篇文章中，较为重要的是两篇：一篇是《刘步蟾黄海战绩考》，强调评价历史人物应以其社会实践为第一标准，“黄海海战是刘步蟾一生中最重要的战斗实践。他在黄海海战中的实际表现，是评价他的主要依据”。他在海战一开始就冲锋猛进，击伤日舰多艘，焚比睿，遁赤城，伤西京丸，并重创敌旗舰松岛，表明“英勇战斗，战功卓越，可称得上一位爱国将领”。另一篇是《英人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质疑》，指出泰莱对刘怀有很深的成见和愤恨，在回忆录里借机发泄私愤，擅改阵形乃“虚妄之说”。不仅如此，书中“涉及到黄海海战的几个重要问题，都歪曲了事实，且有不少捕风捉影之谈，是不可尽信的。若对它不下一番去伪存真的功夫，而视为句句可信，并据以研究黄海海战和评价刘步蟾，那么，所得出的结论势必要与历史事实大相径庭的”。
这次论战持续了5年的光景，到1982年基本告一段落。刘步蟾究竟是投降派还是爱国英雄，经过讨论已经很清楚了。此后发表的一些有关刘步蟾的文章大都对其持肯定的态度。古人云：“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两论相订，是非乃见。”这说明了一个真理：学术问题的解决只能靠深入的研究和讨论。重评刘步蟾问题最终能够得到解决，也是改革开放的春风为学术界带来勃勃生机的一个生动事例。
（责任编辑谢文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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