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忆李贵同志二三事
作者：田聪明
西昔阳县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李贵同志说，这个年轻人苦出身、肯吃苦，熟悉农村工作，最好不要调走，如果一定要调，干上两年以后再说。后来，据说是自治区党委领导说了话，我才正式被调到了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在分社，我负责农牧业报道，和李贵同志见面的机会自然很多。全国农业学大寨会后头一次见面时，我和他说到在电视上看到了与他有关的两个镜头。
到了1975年底1976年初，“四人帮”又兴风作浪，搞什么“批邓反右”。在自治区旗县委书记会议期间，我去看望李贵。从他的脸上就可以看出与一年前有了很大的不同：忧国忧民。他非常沉重地问我，对下面这些情况毛主席知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反映?……
粉碎“四人帮”后再次见面，李贵脸上已经“多云转晴”，对我说，终于等到这一天了。1977年秋，中央调李贵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后又任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
一位心地善良、非常慈祥的长者
很多人说，李贵同志神态严肃，难得见到笑容，并说这是由于他长期从事公安工作养成的。还有人说，李贵同志的言谈中三句话不离工作和政治，很少听到有关生活和人情的内容，所以给人们留下的是可敬畏的印象。我初次见到李贵同志也有点这个感觉，可越往后越觉得他同时也是一位心地善良、非常慈祥的长者。
“文化大革命”中，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有三个师在巴盟，各个旗县都有几个团。生产建设兵团是军事建制，但同地方联系也比较密切，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不少团与地方关系紧张，少数兵团战士有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还有个别人被司法机关治罪。李贵同志对生产建设兵团常讲的一个观点给我印象很深。他说，这些孩子都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十几岁就从城市到了兵团。他们来的时候是满腔热血，他们的父母是一心让孩子来锻炼成才的。他问，现在出现这些问题能怪这些孩子吗?他要求地方和兵团各级领导好好想想，如果是自己的孩子在兵团当战士，出现了这些问题自己会怎么想?他讲得很动情，人们听后也都被感动了。1975年冬，生产建设兵团被撤销师建制，团转场，由军队转地方。
李贵同志对下一代和年轻人，总是怀着深深的感情。有一次，他深情地对我说，他被关“牛棚”后，他的孩子受了不少苦，特别是他最小的儿子“小五子”。但是对孩子们成长留下了哪些影响，他没具体说，只是明显地表现出对孩子的歉疚。李贵同志知道我患有胃病，常常给予多种关怀。我母亲说，我胃不好是胎里带下来的，因为她在怀我的时候经常吃不饱，穿不暖，干重活。1975年春天在巴盟农村采访的时候，我的胃病发作得比较重。从那以后，李贵同志每见到我总要问起我的胃，还特别结合他自己的胃病症状和治疗情况，给我介绍些医药知识。1987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去看望他，他特别告诉我不能吃剩饭。我们当地有个习惯：“饭吃了不可惜”，所以剩饭都要吃了。在我临离开时老人还再三叮嘱，剩饭倒掉了可能是浪费，但比吃坏了胃要好。我调西藏工作后他更担心我的胃病，他吃了猴头菌片后感觉不错，还专门给我拿了几瓶，说是中药，可先吃着试试。
我们在相处中有些看似很小的事却使我难以忘怀。1975年1月，我们一起出行，在乌拉特中旗乌加河公社客房住了一宿。要睡觉了，工作人员发现李贵同志那床被子比较短，我听说后就拿着自己的那床被子去比较，想把长一点的给老人盖。李贵同志却说，你个子比我还高，我盖着短你盖着不更短吗?不让换。在我那时的心目中，李贵确实是位大领导，但我更多的是觉得他是老者，理所当然应该首先照顾好他。他这么一说，我心里有说不出的热乎，觉得在李贵同志看来，我们之间是完全平等的。还有一次，我和李贵同志一起在一户农民家里吃饭。当时生活好一点的农民家里，吃饭时炕上放一张方桌，饭放在桌子上，人们都要将鞋脱在地下，然后上炕盘腿围着桌子吃。那天吃完饭他先下地，我跟在他的后边。这位老人在弯腰穿鞋的时候看见我的鞋和他的鞋被挤放在一边，他在拿自己鞋的时候就顺手将我的鞋也拿了过来，这样，我下炕的时候，不用弯腰就可以穿鞋了。这时我心目中的李贵同志，已全然没有了“大领导”的形象，而是一位亲切、慈祥的老人了。
(责任编辑 谢文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