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中苏论战中的“反面材料”
作者：郑异凡
洛茨基的主要著作翻译出版，等托洛茨基的某一本著作翻译出来后，由我起草内容评介，通过中宣部的《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工作简报》向中央反映。例如，1963年9月，我写了一篇评介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的文章，康生读后催促赶快出版。在我们的推荐下当时出版了一批托洛茨基的主要著作，如《俄国局势真相》、《不断革命论》、《列宁以后的共产国际》、《被背叛的革命》、《斯大林评传》等。另一项工作是把托洛茨基的观点分门别类进行整理，做成专题资料，上报中央。我们最先编了一个《托洛茨基诬蔑苏维埃国家和布尔什维克党“官僚化”与“蜕化变质”的谬论》，接着开了一个《托洛茨基论点资料选题拟目》，共开列了13个选题，送姚溱审查，姚溱表示同意。最后我们大体上按照这个选题计划编出了15个专题，于1965年4月基本完成。对这些材料我们加了小标题、插题和提尖(且口把最尖端的语句提出来，刊在章节的前面，作为提要)。因为布置任务时并没有说明此材料准备铅印，只说供领导和少数人写反修文章时参考，所以标题和提尖都采用托洛茨基的原话，未加贬词，目的是把重要的语句点出来，以便于查找使用。
王惠德把全部材料转给姚溱，并在5月1日给姚写了个条子说：“听说那个托洛茨基材料准备印。印以前恐怕要把标题、插题改一下，改成《兄弟报刊》的插题的口气。因为现在是‘纯客观’的提要，恐不妥。”
5月7日，姚溱给编译局打电话说，托洛茨基的材料不要再多花时间整理，突击印一两百份，按专题印单行本，标题和提尖不再改。全部材料由姚溱定名为《托洛茨基反动言论摘录》，各专题分别冠以“之一”、“之二”字样，由中宣部印刷厂印了70份。
1964年6月9日，王惠德传达说，康生认为编得很好。王惠德后来还说，姚溱告诉过他，小平同志看了，觉得“编得还不错”。
这年6月，《托洛茨基反动言论摘录》决定交给人民出版社出“灰皮书”。王惠德解释说，之所以要出版，是他觉得“《红旗》等单位写文章很需要这类材料，给钓鱼台印的，解决不了这些单位的问题，还是印灰皮书好”。于是，我们对译文做了校订，对标题和提尖略作修改，在能加贬词的地方加上贬词，书稿交人民出版社。
1965年7月，书分上下两册，共印500套。姚溱看了认为，此书不能出，因为它是我们加工的，把最尖端的东西都集中在一起了，流传出去不好。同时，编就有观点，但没有人审查。于是包子静写条子向姚溱请示说：“我意，在封面背后另印一个说明，说‘此书只发50本，供有关领导同志参考’。其余堆藏起来，妥否。”姚溱批示：“中央同志不要发了，以后需要时个别地发。我看索性不用封面为好。但目录上要编号。”
结果此书只装订了50套，白皮，无封面，发给少数单位。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民出版社才以“灰皮书”的形式出书。
我国出版过一些介绍毛泽东读书生活的著作，但都没有提及“灰皮书”。从“灰皮书”编译和出版的历史可以看出，作为“反面教材”的“灰皮书”是毛泽东读书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灰皮书”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命运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央编译局，包括我们国际室的编译和研究工作停顿，编译“灰皮书”的工作也受到冲击，不得不暂时停止。
上述内容是根据我的亲身经历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同殷叙彝两人调查得来的材料写成的。之所以调查，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有人贴大字报，说我们编译“老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分子”材料是为“阎王殿”(中宣部)提供“反党炮弹”。为查清事实，我们展开了调查，访问了当时被打成“牛鬼蛇神”的一些领导人，查看了他们的“交待材料”，最后写了一个关于编译“老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分子”材料情况的报告，寄给时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目的是希望他点一下头，认可这是毛泽东要的东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工作，以消除内部的争论。但寄去后一直没有回音，反而招来奇祸。在清查“五一六分子”时，我被突然隔离审查，关了50多天，后来又在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当了两年的“非革命群众”。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最后，军代表才告诉我，我的罪名是“整康老的黑材料”。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康生是什么人了，就是他给中国的托派戴上“公开参加国民党特务机关”，“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的津贴”的“莫须有”帽子的。他知道沾上“托派”的危险性，就把有关他负责布置翻译托派著作的工作的材料打成“黑材料”。那真是一个有理说不清的年月!
从“文化大革命”后期开始，“灰皮书”的编译工作继续进行。最早恢复的是编译《布哈林言论》。这本书“文化大革命”以前已经编译完成了，但由于没有出书，“文化大革命”中原稿和清样都丢了，不得不重新开始查资料、翻译资料，都从头来。此后，人民出版社又陆续出版了《拉萨尔言论》、《巴枯宁言论》、《鲍威尔言论》、《托洛茨基言论》。这些书都写有“前言”，每篇文章前都加“编者按”。这是出书的“通行证”，没有它不可能出版。重要的倒是言论选本身提供了有关这些国际共运史上重要人物的第一手资料，从中可以看到他们的真实言论和思想，读者尽可以据此得出自己的结论。
“灰皮书”的归宿
岁月流逝，“文化大革命”后，这套“灰皮书”从内部资料变成了人民出版社全国知名的品牌书，从“反面材料”变成了研究国际共运史和国际政治的必读书，不仅推动了国内国际共运史和国际政治的研究，而且对提高我国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产生了积极影响。我个人的经历，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前，我没有写过几篇文章，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上了。由于当时的环境，我们整理的材料现在看来自然存在不少问题。不过，我们从事的第一手资料的收集编译工作，给我们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形成了中央编译局国际室(现在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的研究的独特风格：比较熟悉马列著作，拥有坚实的历史资料，能熟练地使用外语。曾经听到外面的同志议论，说你们只需搞资料的编译就行了，研究可以由我们来做。殊不知，搞资料本身就是研究工作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决不能把研究同资料工作割裂开来。我自己在编译过程中就大量接触到这些人物的资料，对这些人物有较多的了解，在这过程中开始形成自己的判断，对他们的思想作出自己的评价。正因为如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在“灰皮书”的基础上，我们又编译出版了一些“老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分子”的著作，作为一般图书出版。例如，我和余大章合作翻译了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由三联书店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公开出版布哈林的著作。如果说我们在研究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就，那么应当说，这首先得益于“灰皮书”的编译，以及其他的资料工作，使我们可以厚积薄发。
1988年，我出席在联邦德国举办的“布哈林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带去了我们在《布哈林言论》基础上编译的三卷本《布哈林文选》，在会上展览，引起各国学者的广泛注意。因为这是当时也是迄今为止，篇幅最大、选收文章资料整理最多的布哈林的选集。
1990年，我出席由联邦德国左派学者举办的“托洛茨基问题国际学术会议”。会上有一位西方学者以轻视的态度说，你们苏联和中国学者没有可能谈论托洛茨基问题，因为你们连他的著作都不可能看到。这话击中了当时苏联学者的要害，与会的苏联学者中除了一位来自马列研究院的学者能够进入苏共党务档案馆，看到托洛茨基的东西以外，其余学者是难以看到托洛茨基的著作的。我就发现一位苏联与会学者写的有关托洛茨基的文章，由于没有看《托洛茨基自传》而出现明显的错误。但是中国情况不同，我当即站起来发言，详细列举了中国在解放前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和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即“灰皮书”)。这位学者继续追问，中国学者能看到吗?我告诉他，“灰皮书”是内部发行的，但凡是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都可以看到。
“灰皮书”的出版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也带有历史的局限性。今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人已经可以比较容易地看到世界各国的各种著作，出版社也无须采用“灰皮书”的形式出书了。不过，我还是希望有人、有出版社热心于各种思潮、各种学说的资料编译出版工作。
(责任编辑 汪文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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