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李一哲”案件平反的前前后后
作者：卢 荻
公开平反
1979年2月6日下午，省委在广州友谊剧院召开有100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公开为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李一哲”案件平反。会上，省委常委寇庆延宣读了《中共广东省委员会关于处理“李一哲”案件的决定》。《决定》指出：1978年12月29日，省委常委重新讨论了“李一哲”案件，一致认为“李一哲”不是反革命集团，他们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不是反动大字报，应予平反。为此决定：“因‘李一哲’问题被拘留的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应予释放”。“因‘李一哲’问题受牵连被审查的其他人，应按照本决定的精神，实事求是地予以解决。”“省委认为，在处理‘李一哲’问题上的错误，应由省委承担责任，进行自我批评。省委要求有关单位依照‘有错必纠’的原则，抓紧解决有关‘李一哲’案件的遗留问题。”
省委书记吴南生代表省委讲了话。他说，“李一哲”案件主要是两个问题。第一，关于所谓“反动大字报”问题。现在看来，这张大字报提出民主与法制的问题和回答这些问题的观点在许多方面是正确的。例如，大字报针对林彪反党集团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大搞封建法西斯的事实，指出林彪反革命集团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的意识形态，等等。但我们却把大字报看成是破坏安定团结，妄图搞新的“匈牙利事件”，对它作了错误的批判。第二，关于所谓“反革命集团”问题。“李一哲”一案是在十分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所以，省委认为“李一哲”不应定为“反革命集团”，不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在平反大会上，李正天等三人分别发了言,一致拥护省委关于处理“李一哲”案件的决定和吴南生的讲话。吴南生的讲话和李正天等人的发言，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会后，广东省委给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李一哲”案件平反的情况报告》。《报告》指出，由于会前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平反大会开得比较好，绝大多数干部、群众的反映是好的，认为给他们平反是应该的。
2月5日，习仲勋抵达肇庆。他在肇庆时，仍关注“李一哲”案件问题，看了李正天等三人在平反大会上的发言稿，并看了《南方日报》和《中国青年报》的有关报道和文章。
习仲勋从肇庆回到广州之后，又于2月25日上午在省委珠岛宾馆11号楼202房接见了李正天。习仲勋特别提醒要肃清林彪、“四人帮”搞极左、搞无政府主义的流毒。“讲民主，不能讲资产阶级个人民主，要讲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民主。”李正天说:“不能离开法制讲民主。”习仲勋询问李正天等四人平反情况之后，鼓励他说：“你在艺术上还要精。还要学习马列主义，还要搞社会工作。你们出来后，有人要你们去工作，你们不要答应，还是暂时不要离开广州好。社会上有些什么事情，通过你们去做工作就容易把事情搞清楚。”李正天说：“我认为‘李一哲’作为历史已经过去了，今后不再以‘李一哲’的名义去搞什么东西了，以后要写什么，以个人的名义去写。”习仲勋说：“对。你们几个人的认识也不尽一致，认识问题的深浅也不同。过去那样搞允许，现在情况不同了，再那样搞，是背了个包袱。”李正天说：“我不会忘记党培育我的恩情。我不要求当官，只有一个要求，我的待遇就是按我同届毕业生的转正、定级、提级、计算工龄去办。”习仲勋答应：“可以。……凡是合理的要求，过去应该办没有办的，都要落实。现在还没有办的，可以提意见。”
再起波澜
可是，半个月之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1979年3月15日，李正天等四人，再用“李一哲”的名义，在广州市街头多处贴出《为纪念“四·五”运动三周年理论讨论会启事》，决定于4月5日上午在黄花岗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中朝人民血谊亭内举行理论讨论会，王希哲和李正天还分别给香港《争鸣》杂志写信，寄去该《启事》，要求在《争鸣》杂志上刊登，欢迎港澳或海外的同胞和朋友们到会参加讨论。3月16日上午，李正天还送来一封他和王希哲两人联名写给习仲勋的信，希望省委和习仲勋能够理解他们的行动，并提供物质保障。
为此，3月17日下午，习仲勋在团省委书记李海东和省委办公厅陈仲旋、雷力行、琚立铭等人的陪同下，专门在珠岛宾馆5号餐厅约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谈话。在听了李正天等人陈述之后，习仲勋严肃批评他们这种将会影响安定团结和擅自邀请港澳或海外同胞等回来参加政治活动的错误做法。习仲勋指出：你们发海报、出广告，是“文化大革命”中搞的那一套。4月15日是春交会，成千上万外宾都来了，你们把广州市搞乱了，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你们想问题，要想安定团结、搞四个现代化这个大前提。李正天等答：我们没有想到。习仲勋批评说：你们不受管，也不打个招呼。这样一弄，会弄乱了。你们这么一搞，开了个头，对别人也没办法了。难道这叫民主？！这叫无政府、无纪律！这个口一开不好填，即使能填，在国内外都会造成影响。“现在，党中央多么强调安定团结，在广东更有强调的必要，要有良好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你们这样搞不符合中央的精神。”习仲勋明确表示：“省委的态度很明确，你们这样搞是错误的，我们是反对的。咋办？给你们一天时间，你们商量一下。”
经习仲勋做工作之后，第二天，李正天、王希哲给省委、习仲勋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们认真讨论了你的意见，确实感觉到我们错了，我们接受省委的意见，取消这次“讨论会”。但为了做好善后工作，尽量减少由于我们的错误给党和国家带来的不良影响，我们拟出几种“再启事”的写法方案，以征求省委意见，请省委直接指示我们。或通过李海东同志明天与我们定下来，不知当否？我们已给香港《争鸣》杂志去了信和电报，声明取消这次讨论会，勿发消息。
3月18日上午，习仲勋收到李正天、王希哲写来的信后，于11时45分至12时45分，召见团省委书记李海东，委托李海东3月19日找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等三人谈话，做工作。
3月19日上午，李海东约了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谈话，他们一致同意习仲勋的意见。当天晚上，李正天等人以“李一哲”名义在广州市贴出《再启事》：“原定于烈士陵园召开的‘四·五’理论讨论会因故取消举行。”
反对极端民主化
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由于有些年轻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影响较大，加上有的人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影响，因此，不经过批准，就搞结社和集会。当时，青年工人刘某某等人组织了一个“广州科学社会主义学会”，还办了《人民之声》杂志。1979年3月28日，该学会在广州街头贴出海报：定于4月5日下午5时半，在烈士陵园对面广场举行集会。团省委按照省委指示精神，从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出发，曾找他们谈话，劝说他们不要搞这样的集会。4月1日，《未来》编辑部在广州师范学院召开讨论会，王希哲等人在会上讲话。
4月2日晚上，习仲勋、杨尚昆在留园6号约见了广州市负责人梁湘、薛焰和团省委书记李海东，听取他们汇报两天来对《人民之声》、《未来》两个刊物人员做思想劝导工作的情况，决定立即约李正天来谈话。
李正天到来后，习仲勋向他询问了《人民之声》和《未来》杂志编辑部的情况。李正天将所了解的情况告诉了习仲勋、杨尚昆等人，并说明自己虽然收到他们的请贴，但没有参加讨论会。习仲勋说：他们那样搞还行呀，不是无政府主义是什么，连个国家观念也没有。他们还搞什么纠察队，脱离党还行呀！现在人民群众都要求安定团结，要搞四化。省委为什么不同意他们那样搞？是为了保证有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个正常的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好进行四化建设。如果在广州那样闹法，就不仅仅影响全省，还会影响上海、北京。有坏分子钻空子的，有存心搅乱的。这样搞，算是什么民主？是极端民主化，是无政府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