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两个小人物的“红”与“黑”
作者：陈 辉
右派分子杨建中（蓝翎的真名——笔者注）就在他写的一篇没有发表出来的题为“面对着血迹的沉思”的文章里，把新社会歪曲地描绘成到处“血迹累累”、漆黑一团。
最后，有关部门对蓝翎作出如下的处理意见：
杨建中（蓝翎）
共青团员，男，26岁，山东单县人，家庭出身破落地主。人民日报文学艺术部编辑。一般右派分子。
一、历史上主要问题：
1947年曾参加过国民党的青年远征军，1949年曾参加过一贯道。
二、主要的右派言行：
1、诬蔑新社会“迫害”死不少人，提出杀人者要偿命，鼓动人们起来革命。
2、反对党对文艺的领导，提出要自然产生文艺界的“盟主”。
3、说“报刊编辑部是活埋和葬送青年的地方”。
三、斗争后的态度：
承认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目前情绪较正常，日常工作比过去积极和踏实些。
四、处理意见：
开除团籍。撤销现任职务。监督劳动。
1958年11月蓝翎下放至河北唐山柏各庄农场（现为唐海县所在地）三分场接受劳动改造。
相比蓝翎，李希凡幸运一些，但他最终也没有躲过政治运动的旋涡。1964年江青曾两次找他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他没有理会，由此种下了祸根。据他自己说：“1964年8月的一天，林默涵同志（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打电话给我，说江青要找我谈话，叫我在报社等候，中南海会有车来接。在此以前，我也不认识江青。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她对当时文艺界的意见；并以毛主席的名义，批评我在文艺界精神麻木，缺乏敏感。谈到《海瑞罢官》的问题时，批评我与吴晗同志关于历史剧问题的论争是‘书呆子气’，说《海瑞罢官》是为‘三自一包’鸣锣开道等等。对江青讲的很多问题我听不懂，也不理解《海瑞罢官》与‘三自一包’究竟有什么关系。特别是听了她对文艺界一些领导人的‘意见’，更觉得糊涂。我认为，这是他们领导之间的事，不该和我谈。她说的我接受不了，后来我就参加‘四清’去了。1965年我回到工作岗位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了。江青曾向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同志谈到，她找我谈话时，我精神状态不好。”陈丕显也曾回忆起江青对他谈道：“1964年下半年，她在北京找李希凡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李希凡表示不能接受，于是她才来到上海。”
“文化大革命”初期，李希凡在人民日报社被冠以“破坏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苗子”、“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右派”等名义，首先被人民日报社造反派组织“遵义战斗团”送进“牛棚”接受改造。李希凡前前后后被批判了17次，写了30多万字的检讨，在批斗中苦熬。他也只得参加另一派造反派组织“井冈山战斗团”，写信给江青，承认自己没有承担写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罪责”，争取“改过自新”的机会。
“龙卷风”的人生况味
“文化大革命”后，李希凡担任了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常务副主任，1986年调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任常务副院长。而蓝翎也于1978年得到平反又重新返回人民日报社工作,先后任文艺部编辑、评论组长、文艺部副主任兼人民日报社纪委副书记，1987年1月任文艺部主任。人民日报社于1978年12月发的《关于杨建中同志被划分为右派分子的问题复查情况和改正报告》里说，杨建中的《面对着血迹的沉思》“是根据《人民日报》发表的《小兰之死》等材料写成的，是针对当时辽宁绢纺厂护士兰培初被逼自杀等具体事件而发的议论，并没有把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的干部和整个党等同起来，也没有把此事与社会主义制度联系起来。文章的中心意思是要求严惩杀人者”。
当一切回到正轨，既不“红”也不“黑”了时候，这两个小人物终于能够心平气和地回顾和反思由他们为始作俑者所引发的1954年的《红楼梦》研究批判。
蓝翎说，起初“我们写文章的态度只是为了表明个人对《红楼梦》及有关问题的一些见解，对事不对人，即使言辞上有不够谦虚或失敬之处，也是‘少年气盛’缺乏修养的表现。那么，在此以后，就是自觉地以战斗者的政治姿态出现，仿佛真理就在自己一边，当仁不让，片言必争。而且不少文章都是奉命而作，或经有关负责人大量修改，有一定的背景，自然也增加了文章的政治分量，使人感到有来头，非个人意见”。
李希凡进一步说：“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很复杂的问题，采取大批判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容易流于简单和片面化，学术上的不同意见难以展开争论，学术上的问题也难以深入地讨论下去。俞先生是好人，这场运动对俞平伯有伤害，给他心理上造成的压力很大。后来运动升级，批判也升温了，有些文章也就不实事求是了，包括我们后来的一些文章，也有对俞先生不尊重的称谓和说法。痛定思痛，这些都应当深刻总结。”
蓝翎1994年曾以《龙卷风》为题写书回眸岁月，其中一段话很好概括了他和李希凡两个人一生的命运沉浮：“自然界的龙卷风可以归之于天。而人世中的一些现象，就其不可预料性而言，颇似自然界的龙卷风。突然一阵风起，便改变了被卷入者的正常命运。我个人前几十年的命运正是如此。”他欣慰地说，如果不是赶上了好时光，龙卷风仍在刮，又焉能写此《龙卷风》也？
（责任编辑 汪文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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