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大一沙龙”：第一个日军“慰安所”
作者：苏智良
“大一沙龙”后来的规模越来越大。日本海军和管理者合作，对内部进行了改造。家住东宝兴路101弄6号的陈阿金老人，年轻时为木匠。他曾与师傅一道在“大一沙龙”做工，主要是隔离房间，做日本式的移门拉窗，安装榻榻米。他记得五幢房屋的两层楼均用天桥连接起来，以方便营业。“慰安所”里有日本、朝鲜和中国的“慰安妇”。他与师傅做工，每天的工钱是25钱。他回忆，“大一沙龙”设备在当时算是非常好的：有煤气和抽水马桶。但许多设备在战争结束时被日本人拆毁了。账房先生是个日本人，比较胖。 “大一沙龙”有门卫，晚上关门。
张银富（2001年72岁）家住东宝兴路103号，他说原来“大一沙龙”东边也是两层的建筑，非常好，但日本人进攻上海时被轰炸毁掉了。“大一沙龙”里的日本人对待周边的中国人还算比较可以，而帮助老板管理的人则非常坏，经常训斥甚至殴打中国人。日本投降后，这里作为敌产被国民党空军接收。解放后，被解放军接管，并分配给军方一家皮鞋厂的职工居住。现在那里还住着原解放军3516工厂的家属，大多已退休。笔者访问这里的居民何怀启，他1955年即分配到这里居住，现在已过古稀之年。他说，东宝兴路原来是弹夹路，“大一沙龙”的房屋外面有些变化，连接的天桥都被拆掉了。我们来住的时候，房间内的地上仍全部是榻榻米。
1924年出生的龚荣华，住在东宝兴路123弄7号，14岁时被国民党拉夫做过火头军。后来他曾为日军做饭，做了14个月。他记得“大一沙龙”原本有大铁门，后来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被拆除了。
“大一沙龙”的历史还得到了日本证人的确认。1998年，我随日本友人去日本久留米市，寻访一位证人。约定在久留米车站附近的酒吧相谈。在酒吧见到了一位身体壮实的古稀老人，浓浓的白眉，一双大眼很有神，衣着很朴素，有点像中国的退休工人。他姓近藤，一阵寒暄之后，三人入座。近藤老人听说我是从上海来的，马上将日语换成了上海话：“阿拉上海拧。”老人一口纯正的上海话，使我大吃一惊。原来近藤的青少年时代是在上海度过的，战时他在上海江湾当兵，为第十三军司令部的通讯兵。根据他的证言，作为第十三军司令部的传令兵，曾去过“大一沙龙”和杨家宅“慰安所”。我与他有个约定，在他生前，不公开他的证言。现在他已离开人世，我有责任将他的证词公布。
东宝兴路125弄2号、3号后来也成为“慰安所”的一部分，现在还有一些遗物留存，如日本式的拉门、拉窗。2号2室是“大一沙龙”时代遗物保存最佳的一个房间，除了日式隔窗、装饰物外，里面居然还保存着“慰安所”时代的两幅木雕，一幅是富士山，另一幅据铭心会的日本朋友考证，认为可能是琵琶湖，雕刻相当精致。房屋主人吴让三先生1945年起就住在这里。当年这里是中国银行职工宿舍，而他是中国银行的职员，因此他从那时一直住到现在。
遗址能否保存
锈迹斑斑的黑铁门、彩色瓷砖地面、富士山木雕……“大一沙龙”这个亚洲第一家日军“慰安所”现在住着几十户市民，房屋因为没有维修而显得相当陈旧。有的居民说，这里已是危房。马路对面曾经是“大一沙龙”的汽车库的两幢房屋，早在1997年就被拆除。
人们在知道了“大一沙龙”的历史之后，常常来此寻访。加拿大教师访华团每年7月来此参观。还有韩国国会议员、日本的国会议员、菲律宾妇女运动活动家、荷兰“慰安妇”等。现在，这里已被虹口区列入开发规划范围。
从一个村庄、城市到一个民族，往往有许多具有符号意义的事物。如果没有这些符号，很难想像中华民族要如何使自己的集体记忆一代代地传承下去。然而，在这种正面符号背后，记载一个民族不幸与灾难的符号也应该保留下来，成为民族记忆的一部分。对于一个有记忆、有血性、有耻辱感的民族，灾难的记录会激发一种悲壮而强烈的反思和责任感。更重要的是，有些符号记录了另一个群体的无耻与暴行，这样的符号，对净化整个人类文明，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慰安所”就是具有这种功能的记忆符号。我们的后人需要我们为他们保留下一些集体记忆，关于一个民族灵魂最深处的伤痛的集体记忆，不仅需要文字，还需要实物，好让他们和我们一同在正视历史中永远地远离灾难。
在战争加害国的日本，2005年8月8日“女性战争与和平资料馆”在东京开放。作为“慰安妇”制度最大受害国，中国也需要建立一个“慰安妇”纪念馆，以揭露这一摧残了40万各国女性的法西斯罪行，而作为亚洲第一个日军慰安所遗址——上海东宝兴路125弄是最合适的地址。在大量抗日战争遗迹遭到毁坏的今天，我们这代人有责任保存“大一沙龙”遗址这一重要历史见证。
（责任编辑谢文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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