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长征组歌》诞生始末

作者:莫伟鸣 何 琼




  从1964年12月起,战友歌舞团曲作家晨耕、唐诃、生茂和遇秋开始初稿的创作。4位作曲家仅用两个月就完成了第一稿。他们从组诗选出10首谱成组歌,把10个不同的战斗生活画面环环相扣地结合在一起,将江西采茶调、苗家山歌、湖南花鼓、云南花灯、川江号子及陕北秧歌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表现形式,很好地运用到谱曲创作中。
  1965年4月下旬,4位作曲家带着初稿来到杭州,向肖华逐段试唱谱曲的效果。唱后,肖华沉吟了片刻,没有提出任何意见,只是说邀请大家和自己住上一段日子。对此,作曲家遇秋回忆道:
  
  肖华同志留我们在那儿住了10天,每天搞一个上午,一天一曲。第一天第一曲,第二天第二曲地这样讲。他向我们讲解为什么要这样写,当时怎么出发的,为什么说是“热泪沾衣叙情长”,为什么说是这样,为什么说要那样……
  我们一开始理解红军长征要革命,要北上抗日,那自然是浩浩荡荡的,红军从来都是英雄好汉。红军离开根据地时怎么可能让人觉得有牵儿挂女,难解难分的感觉呢?但是后来肖华同志说:“听周总理讲那个时候长征是不得已啊!不是什么浩浩荡荡的。”当时,上哪儿去,能不能回来,肖华说连我这样的师级干部都不知道。所以,肖华出发前与姐姐告别,姐姐哭成了泪人,不断地问:“去哪儿?”“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
  所以才有这个送别,告别应该是比较低沉的这么一个效果。
  第二曲,他跟我们介绍,“路迢迢,秋风凉”。这几个字,从字面上看,很难理解更深层次的东西。他一讲,我们才知道:那时红军长征,两个地方死人最多。一个是过封锁线;一个就是过雪山草地,那死人是最多的。敌人是有准备的,机关枪扫过来倒一大片,然后又冲上去……就是这样子过的封锁线啊!当时过封锁线的时候,连我们的朱老总都亲自甩上了手榴弹……
  我们1949年建国以后,50年代初,有关部门专门组织了一个小部队,当时配备了非常精良,最好的装备,重走了一遍长征路。看到的当年最壮烈的场景依然是这两个地方。建国以后,我们的战士从那里走的时候还看到:草地上,风雨中,摆躺着烈士的尸骨、武器、马灯和刺刀……
  听了以后,对我们曲作者感受很深……所以对我后来的后期创作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一个感情的铺垫 ”。
   然后第三曲、第四曲……肖华同志就这么一直讲下去……
  我当时完全进入了红军长征当中的一种状态。所以进入后期创作以后,非常非常快。最后在写总谱的时候,我基本上是3天一首3天一首。当时也就是吃吃饭,困极了睡一会儿觉而已。3天一首,现在如果让别人来抄总谱,他一天也不一定抄得完,他得抄一天半。我还得构思呢!所以这个创作速度,在我这一生里边,创作速度是最快的,并且创作质量也是最高的。
  
  肖华鞭辟入里而又动情的讲解、引导,对4位作曲家的谱曲创作启发很大。随即,在杭州,4位作曲家对曲谱重新进行了斟酌、修改。再次试唱后,肖华觉得不错,认为可以投入排练。
  1965年7月1日,《解放军报》全文发表了长征组诗《红军不怕远征难》。1965年8月,《解放军歌曲》第8期首次发表《长征组歌》全部词曲。
  
  “凯歌万代留英名”:战友歌舞团的经典传颂
  
  1965年5月初,战友歌舞团排出最强演出阵容,正式排练《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担纲演出的有该团主要演员马国光、贾士骏、马玉涛等。经两个多月的紧张排练,1965年7月19日在天津人民礼堂,肖华第一次审看了由作曲家晨耕、生茂、唐诃、遇秋谱曲,著名指挥家唐江指挥,战友歌舞团演出的《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看后,他动情地说:“你们的演出让我很感动,你们把歌唱活了。因为长征本身是伟大的,是感人的,你们的歌展现了伟大长征的面貌,你们的演出是成功的。”
  1965年8月1日,《长征组歌》在中央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之际在北京民族宫礼堂隆重公演并引起巨大轰动。随后在京、津、沪、宁等城市及部队巡回演出50多场次,场场爆满。观众为之踊跃,反映之强烈,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音乐会所罕见。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长征组歌》给予了高度评价。一时间,《长征组歌》成了全国人民争相学唱的对象,《四渡赤水出奇兵》、《过雪山草地》等唱段广泛流传。当时,小伙子会哼“雪皑皑”,大姑娘能唱“苗岭秀”成为时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1965年8月应广大听众的要求,每天播出一次组歌的录音。马国光、贾士骏、马玉涛、耿莲凤等演员也因此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
  《长征组歌》是继《黄河大合唱》之后在群众中广泛普及的大型音乐套曲,与1964年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一起,代表了当时音乐创作的最高成就。
  
  乌云遮天难持久,《长征组歌》永放光芒
  
  1965年《长征组歌》公演后,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毛泽东收听后也赞不绝口。然而,江青等人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极端仇视《长征组歌》的演出。他们诬蔑词作者肖华,说《长征组歌》是“毒草”,演出《长征组歌》是“复旧”、“翻案”,“是为老帅们招魂”,并说《长征组歌》反对毛主席,为肖华本人树碑立传。周总理挺身而出,在6000人参加的总政全体干部、战士及职工大会上激动地说:“肖华同志从红小鬼到总政治部主任,跟着毛主席几十年,他怎会反对毛主席呢?他写的《长征组歌》,你们能写出来吗?对毛主席没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是写不出来的。‘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一句可是神来之笔啊!”
  “文化大革命”期间,《长征组歌》曾被禁演。1975年,在毛泽东关于调整文艺政策的指示下,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邓小平,冲破“四人帮”重重阻挠,指示有关部门为纪念中央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复排《长征组歌》。同年10月,经过修改、加工,复排后的“战友版”《长征组歌》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再次公演,连演45场,场场爆满。然而,当时“文坛的把持者们”指示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不准刊登《长征组歌》的歌词和宣传文章,不许播放《长征组歌》的录音,不准灌制唱片,不准出版歌集。当时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战友版”彩色舞台艺术片《长征组歌》,也横遭干扰,险些夭折。
  关于1975年《长征组歌》复演时的情景,作曲家遇秋深情回忆道:“1975年的时候,那演出就又不一样了。那些老同志从音乐声起,眼泪就哗哗地流。还包括他们的子女们,在北展看完演出后,几个人邀成一伙,也不坐公共汽车,就挎着臂膀走回城里,从北展到地安门。那心里,替他们的父辈骄傲、光荣啊!”
  乌云遮天难持久。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长征组歌》再现舞台。同年,由肖华作词,晨耕、生茂、唐诃、遇秋作曲,由中国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战友歌舞团著名歌唱演员马玉涛、贾世骏、马国光、王克正、耿莲凤、杨亦然、王伯华等联袂主演的《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搬上银屏。全片由《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放光辉》、《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大会师》十部分组成。
  《长征组歌》作为“长征精神”的有声之作,曾影响、激励了共和国几代人,今后仍会以其不朽的魅力将“长征精神”传颂。
  (责任编辑陈小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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