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延安来信
作者：钟敬又
1941年4月，日本侵略军发动宁绍战役，侵犯浙东大片地域。占领绍兴县城后，100余日寇从诸暨县窜入嵊县，一路大肆烧杀抢掠，奸淫民女。敌机每日空袭轰炸，城镇居民天天躲避空袭，无法安生。
4月23日，敌寇窜入我家所在的甘霖镇，先在车站截住3辆过路的运载难民的汽车，将汽车内的难民全部烧死，继而冲向街道纵火，焚毁半条街近百家商铺和民居。这天下午，镇上居民猛听得机枪声爆响，一阵急过一阵，人们纷纷四散逃奔附近山上。忽见山下镇上火光腾起，黑烟直冲天空。乡民们在山头上，屏息凝望自己家园升起熊熊大火，不敢回去救火。
大火整整焚烧了一夜。待天色微明，人们急匆匆下山奔回镇上。往日熙来攘往的热闹街市，一夜之间被烧成一片废墟。余烬未熄，烟臭刺鼻。我们的家院只剩下一堆瓦砾。幸存下菜园子里三间狭小的柴房，将肮脏的猪圈改造成卧室，把厕所里的粪缸移往别处，改作厨房。我母亲只得在这小破屋里栖身，直至家乡解放。
我家自哥哥远行，失去主要经济来源，生活本已十分困顿，而今遭此劫难，衣食几陷绝境。母亲已近花甲之年，靠小菜园中种植丁点杂粮，难以糊口。我当年14岁就背井离乡，踏上流亡大后方的征程。到湖南祁阳大姐家后，我随即写信给在延安鲁艺的哥哥，告以家乡遭日寇侵袭，家园被焚毁，母亲孤苦无依的惨境。9月的一天，意外收到哥哥回信，并附小照一帧，信封上书写：
湖南 祁阳 宝塔街二十号 钱祖恩先生乞转
高 仑先生 收
陕西肤施桥儿沟 寄
发信地址中的“肤施”即延安，“桥儿沟”是当时哥哥工作的鲁迅艺术学院所在地。收到这封珍贵的家书后，我当即抄寄一份给远在故乡的母亲。不久，我到广西柳州铁路机厂当徒工，仍陆续寄信给延安的哥哥，却如泥牛入海，再无回音。此时正值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后掀起反共高潮，重兵封锁陕甘宁边区，邮路已告断绝。
1944年夏，日寇发动豫湘桂战役，从河南长驱直下湖南、广西，国民党军节节溃败，造成震惊中外的湘桂大撤退。大姐一家从湘南逃难到桂林、柳州，我和大姐一家随同百万难民群流，从广西徒步逃难到贵阳，再到重庆，行囊衣服尽毁于战火。哥哥寄自延安的这封家书原件也在逃难途中遗失。流亡到重庆后，我通过有关渠道与在延安的哥哥取得通信联系。时值国共谈判后我党在北平创办公开的《解放报》，哥哥通过在《解放报》工作的蔡若虹同志（解放后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转，从解放区经北平转寄到四川合川我就读的国立二中，得以互通书信多封。后来内战全面爆发，《解放报》被国民党查封，通信又告断绝。
日本投降后，我回到故乡省亲。在母亲珍藏多年的家信中，发现了当年由我抄寄给母亲的这封延安来信，如获至宝。以后虽历经劫难，却一直悉心保存至今，前后历时六十余年矣。
哥哥长期从事戏剧工作，1946年起，转入电影岗位，先后担任延安电影制片厂、东北电影制片厂领导成员。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宁沪杭。哥哥从东北奉调随大军南下，进驻上海，任军管会文艺处副处长，参与对国民党官僚资本电影机构的接管工作。6月中旬，他给在家乡的老母亲寄去了一封信，即本文附录中第二封家书。母亲意外得到雁逝音消12年的大儿子亲笔写来的家书，不啻喜从天降，随即奔赴上海与哥哥相见。当时，我在安徽屯溪部队驻地，偶然从《解放日报》上看到钟敬之抵沪的消息，欣喜莫名，当即致信解放日报社查询，不久就收到了哥哥于7月1日从上海军管会文艺处写来的一封信，并附有他的照片。
不久，哥哥将母亲接到上海居住。年逾花甲的老人终于结束了十多年来苦难频仍、骨肉离散的悲惨生活。以后，哥哥调至北京工作，母亲随同来京与全家团聚，安度晚年。
以下是吾兄的几封来信：
1941年9月从延安写给弟弟的家书
吾弟如见:
将此信试探高仑（钟敬又的大姐夫钱祖恩的别名——编者注，下同）先生转你,不知能收到否?
传闻家庭巨变,房屋遭敌寇烧尽,人虽幸免于难,但衣物、器具悉付火中。思念及之，不禁泪下。我家何此不幸？本来生活艰难，已不堪其苦，今罹此种灾祸，日后怎能设想？况母亲已近花甲之年，年来又不断遭劫，其中痛苦，自可想见。愚兄身虽在数千里之外，心则无日不为慈亲而不安，而难过，而歉疚！徒以景况不济，势难救助，为之奈何！所幸吾弟现已安然逃出，希望即能就业，埋头技术学习，好好锻炼数年，将来总能为社会家庭出些力量。况你曾亲身经历此次浩劫，苦难算已受够，国敌家仇，铭铸在心，他日当不致有负慈母及愚兄之厚望也！
你近来身临新地，多承小棣阿懦（钟敬又大姐夫钱祖恩和大姐钟湘霞不为外人所知的小名）二兄帮忙，待生活安定之后，当自努力学习，切勿有负二兄帮助之盛意为要。我已多日未与棣懦二兄通讯，实因不知彼等住地之故，如能见到，乞代为致意是荷。
家中久无音信，母亲盼我回家之心，定甚焦切，此事须请吾弟善自设法解析之。因自战乱以来，阖家分散，一时期望团圆，实无可能。母亲虽终日望我回家，事实怎能办到？不如设法劝母亲不必想我，倒还能安心度日。况今已家室全毁，所得幸免者，唯你我数人耳。如能各自立业，他日再图团聚，未无望也。目前母亲生活，确已十分困难，但事已如此，即为人洗衣缝服，亦须勉力度过难关。千万劝其不必专心盼我，以免增加其失望之心，更为难过，不如死心自己设法为佳。此中苦衷，愚兄实难言达，望吾弟能深深谅我，则感甚矣！
母亲及嫂嫂面前，望你转告，我不拟直接去信，因敌区通邮，诸多不便，且你写信，亦须慎言为要。以后希吾弟能多多设法来信（平信即成），阿懦兄住址如有更变，亦望时时见告。但我实因忙懒成习，恐不能经常写信，还乞不必见怪。
吾弟日前来信，附新儿照片一帧，看了甚为欣喜。战乱虽使骨肉离散，家业毁荡，但亦有新的东西在生长，足为我等希望之寄托也。遥想懦兄诸侄儿女，当亦个个长大成人，发进不息，特注下愚兄关心之意，乞为转达是荷。
家中簾、荷、华诸妹近况，以及乡间情形，有便亦望告知一二。
兄之状况如故，可称安适，请勿记念，为祷。专此即颂
近好！
诸亲友人均问好！
愚兄春（钟敬之小名简称）手上
九月七日
1949年7月从上海寄浙江嵊县致母亲的家书
亲爱的母亲：
我离开你已经十二年，你也整整受了十几年的苦难，现在总算出头了，因为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嵊县，我也已在二十几天前回到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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