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我首先报道中美“乒乓外交”

作者：［日］中岛宏

得不多，但在全世界，这条消息所引起的轰动是可想而知的。中美关系的重要新闻竟然被日本媒体抢先报道了，令美国媒体懊丧不已，只好发了疯似的在后面狂追报道。在我驱车前往中国乒乓球代表团驻地的时候，共同社的采访小组也在向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或日本的有关人士确认这一消息，特别是体育部的记者从美国的体育记者那里，也了解到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即将访华的确切消息，但从共同社的发稿记录看，还是我的报道最早。当时，经常在后藤钾二会长周围的其他通讯社的记者也不会不知道这一爆炸性的消息，但他们似乎没有及时反应，恐怕是当做异想天开的新闻了吧。另外，很多中国问题研究者，大概也都认为中美直接交流的时期还没有到来。由于我亲眼目睹了那张记录电话内容的字条，尽管并不清楚美国体育界与政府的关系如何，但还是凭直觉感到美国政府很可能利用体育来进行友好工作，所以灵机一动采访了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结果成了第一个发出新闻报道的幸运儿。另外，我还有一点小小的担心，就是从我作为驻北京特派记者的经验来看，在“文化大革命”和越南战争期间，中国国内的反美情绪异常高涨，“左派”会不会因为我们共同社首先发出有关中美关系将要破冰的新闻稿而对我们驻北京支局以后的采访活动横加干涉、节外生枝呢?但是事实证明是我杞人忧天了。
　　
　　伟人决断，神来之笔
　　
　　根据中国方面的资料，毛泽东自从决定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参加世乒赛以后，就一直在中南海关注世乒赛的动向。当他听说庄则栋与美国运动员科恩接触时，颇为赞赏地说道：他不仅乒乓球打得好，也能搞外交。4月3日，国家体委起草并上报了“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报告”，周恩来总理于4日批示：同意。毛泽东也没有反对意见。6日下午4时半，在日本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也接到了“时机还不成熟，相信今后还有机会”的指示。但毛泽东始终在考虑此事，就在服用安眠药、准备就寝之前，最终作出了改变前面的批示、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决定。最高决策固然是毛泽东作出的，但周总理提供了大量有关日本国内欢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世乒赛气氛热烈、各国运动员友好交往的背景资料，对毛泽东的最终决策起到了积极作用。虽然直到4月7日世乒赛最后闭幕之前，毛泽东才最终作出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决定，但实际上中美之间早已通过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开始进行秘密接触。1970年12月，中国政府已经同意美国派遣特使访华。1971年1月，中国政府已经向美国政府表示：欢迎尼克松总统访华。所以“乒乓外交”应该说是水到渠成。作为公开的外交行动，“乒乓外交”可以有效地加强中美两国之间的信任关系，保证美国特使得以在友好的气氛中访华，其作用超过通过任何其他外交渠道的联络。后来，我从哈里逊那里得知，当中方发出正式邀请以后，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如按照既有程序提出正式申请并经美国政府批准，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了。毛泽东、周恩来允许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成员以个人身份提出申请，简化手续，成功地上演了精彩纷呈的“乒乓外交”。在政府的层次，当尼克松会见《时代》周刊记者没有触及访华问题时，中国方面正式承诺：欢迎尼克松总统访华。这种不由己方提出邀请，而是接受对方请求，给对方机会的做法，是中国人的巧妙战术。
　　尽管“乒乓外交”震惊了世界，但是除了少数中美两国领导人之外，几乎没有人相信中美两国会迅速接近、缓和关系。这首先是中美双方保密工作做得好。另外，从中美关系来看，“文化大革命”期间支持越南抗美的中国与侵略越南的“美帝国主义”尼克松政权的关系缓和，几乎是不可想像的。而且，中国方面在解释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原因时，也强调是“为了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当时我所接触到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干部们，都真诚地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鲁挺副团长就曾对我引用毛泽东关于“两个区别”的话，即区别美国政府和人民、区别美国政府中的决策者和一般工作人员，以说明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我当时也认为，中美两国政府间的关系缓和，恐怕要等到越南战争结束以后。即使到了1971年4月，毛泽东1970年与斯诺的谈话公开发表之后，日本政府仍然坚持中美不会迅速接近的看法。这才会造成当基辛格访华并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翌年访华的消息后，对日本政府构成的“尼克松冲击”。
　　(责任编辑　谢文雄)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