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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如何迫害林枫的

作者:梁红伍




  就在对林枫进行“突击审讯”的同时,专案组在天津银行的档案中查出连名连号的4张存折卡片,每张金额1万元,署名分别为“王德仁”、“王德义”、“王德礼”、“王德智”。康生如获至宝,说“林枫四万元问题”是刘少奇“这个大叛徒集团的一个大突破口”。1968年5月6日,康生在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负责人时更加得意地说:“从口供中找证据,用证据来证实口供。例如四万块钱问题,去年林枫隐约讲过,但专案组没有重视,抓晚了。林枫好像装糊涂,我说要抓紧,可以问郭明秋。但又发生另一个问题,到底可信不可信?从口供中发现刘少奇一个大问题,但口供确实不确实?你们去调查。用了4张卡片,一下就落实了!”他又说,“这个问题是个大成绩”,“证明刘少奇三六年到南京同蒋介石勾结”。很明显,康生一口咬住“四万元”不放,就是要“证明”存在一个“刘少奇叛徒、特务集团”。
  5月16日,康生批示将关于《刘少奇四万元特务活动经费的调查、审讯报告》上报中央,以虚假材料陷害刘少奇和林枫。其后,康生对中央党校“造反派”负责人谈及“四万元问题”时说:“分析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四万元问题,开始说宋子文给的,报到主席那里,主席说不合乎道理。后来又说陈立夫给的,合道理,但要有证据。”可见,毛泽东当时就指出这种事情“不合乎道理”,但康生并未就此罢手。
  后来,专案组查明“四张卡片”是东北军一个师长王南屏的小老婆盖淑勤的存折,同时又从中央档案馆查清那四万元是张闻天交给刘少奇的款项。专案组负责人经过思想斗争,才将此事通过康生上报毛泽东。
  “四万元问题”真相大白之后,康生气急败坏,持续在“林枫专案组”中进行反“右倾”活动。为了使审讯人员在林枫面前“站稳立场”,1970年2月,康生开始在专案组大搞“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的“三查活动”,要求人人检查“右倾思想”,组织学习“彭真专案组”的“经验”,其中重要一条是“敢不敢把审查对象当作阶级敌人”。5月初,康生亲自到专案组作总结讲话,再次批评专案组负责人“右倾”,说他在审讯中“问郭明秋病情如何”、“给吕正操一支烟”是“阶级立场不稳”,要他“深刻检查”,并当场宣布撤销他的组长职务,将“党校林枫专案组”与“中央林枫专案组”合编为“联合专案组”,叫更加听命于他的中央党校军代表×××当组长,由曹轶欧直接抓。
  在大搞“四万元问题”的同时,康生还指挥专案组搞所谓林枫等人“以东北桃园三结义为中心,以营救张学良为名进行投敌叛变阴谋活动的罪行”,长时间对林枫等人进行审讯和逼供。从1968年6月19日至7月18日的一个月中,对林枫的审讯竟达28次之多。7月28日康生在专案组关于审讯情况的报告上批示,“此材料颇重要,办案工作有了进一步的效果,望继续努力”,还亲笔改写了报告。接着,专案组按照康生改写的报告稿抄报给他,康生遂于8月2日将《林枫营张叛党问题》的材料批报毛泽东和政治局,以新的虚假材料陷害林枫。
  在康、曹的指使和压力下,1970年5月,专案组开始审讯林枫所谓“里通苏修、×修的罪行”以及“内奸嫌疑”问题。6月29日,康生将相关材料批转政治局,对林枫进行新一轮政治诬陷,一直持续到1973年。
  就这样,在近5年的时间里,康生通过“专案审查”,先后给林枫罗织了“黑帮分子”、“内奸”、“特务”等10多项罪名;捏造了“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里通外国”、“长期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等“罪状”,在政治上将林枫置于死地。
  
  在监狱中折磨摧残林枫
  
  如果说在康生亲自指挥下的政治诬陷和审讯逼供,对林枫的精神造成了无比痛苦的折磨,那么在康生一伙控制的监狱所实行的“法西斯式”虐待,则给林枫的身体造成了致命的摧残。
  监狱的牢房阴暗而潮湿,床板离地面不足一尺。每当看守冲洗走廊时,污水就流进牢房。林枫要求将水排出,却无人理睬,连块抹布都不给,他只得把自己的衣袖撕下一块,将地面的污水蘸起来,拧到马桶里,就这样一点一点把牢房的污水排掉。冬夜寒冷,难以入睡,他就把脊背贴在刚能感觉到温度的暖气片上,熬过漫长的寒夜。由于牢房终年阴冷,他夏天也要穿着棉衣棉裤。衬衣实在太脏了,他只能用一只手(另一条胳臂已被打残)把衣服放在马桶里,淘几次,再放水冲几次,然后晾干。
  夹杂着沙子的饭只送到牢门下方一个小洞旁,要自己去取。林枫的腰被打坏,弯不下去,只得爬着去取饭。“提审”常常超过开饭时间,因为没能及时把饭盒放回小洞旁,就不给盛饭,就被饿上一顿。林枫后来说,如果再晚些出监狱,我连取饭的气力都没有了,连饭也吃不上了。他入院体检时,医生问他,“放风时能见到太阳吗”?他回答说:“四年中只见过24小时阳光”。医生噙着泪水,悲愤地摇着头,无声地谴责这种惨无人道的虐待行为。
  长期的监牢折磨,致使林枫原有的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大大加重,同时又增加了严重的肺病和关节炎。1972年七八月,狱中的林枫病情恶化,生命垂危,奄奄一息。这年8月,他的6名子女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如实反映父亲的病情。8月13日,毛泽东作出“放他出来治病”的批示,并斥责“过去办案似有逼供信”。这实际上是对康生一伙的严厉批评。但狠毒的康生一伙并不肯罢手,在林枫出狱住进医院后,他们一方面指示专案组要对林枫 “继续审查”,另一方面则以新的更加卑劣的方式残害林枫。林枫出狱住进的医院,是由公安机关管辖的病房区,这里的“病房”实际是“变相牢房”。病房不大,四五个人挤在一起,空气恶浊,地面潮湿。更甚的是,竟然把身患重病的林枫列为“轻病号”,指派他给其他重病号端屎倒尿,还不许他对外讲。林枫直到去世前才对老伴郭明秋说出这件事。
  1972年12月,阜外医院在上送的《林枫病情报告》中明确写道:“由于各种病之间互相都有影响,且病情又较重、较复杂,随时可能加剧病情恶化而发生危险。”
  1977年9月29日,林枫含冤去世,终于没能等到平反的那一天。
  (责任编辑陈小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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