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我参与指挥了中国第一次核试验
作者：张蕴钰
我在离小屋不远的地方席地而坐。太阳很好，碧空洁净，地面上有轻微的风，真是一个好天气。塔上缓慢地放下吊篮，几个操作手走下来。李觉从小砖房出来到铁塔下迎接我们。接着，我和他登上吊篮，朱卿云留在铁塔下。吊篮徐徐往上升，把我们送入塔上的工具间内。在那里，我们清除了身上的静电，又登上几级阶梯才进入爆室。某院试验部副主任方正知和他的助手正在做最后的检查。他简单地对我们说：“就完了。”然后又继续埋头检查。
这个核装置在试装时我已看到过，现在再看忽然觉得它已经具有了活的灵魂。检查完后，方正知在塔上的最后一项工作是合上起爆电缆的电闸。我把墙上贴着那张操作规程顺手取下来，在上面签了字：“1964年10月16日，张蕴钰。”
在塔上向四周眺望，极目所见的效应物都静静地展开在地面上，整个情景就像大战前的战场。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装在口袋中的那把能够起爆这个装置的钥匙。
当李觉、方正知和我坐吊篮下来之后，李觉又特地嘱咐卷机手：“请把毛主席像降下来，忘记了就是政治事故。”
方正知双手合上小砖房内的电闸，这样，从铁塔上的核装置到主控站的起爆电缆已经接通。此时，我又一次摸了摸紧贴在衬衣口袋里的钥匙。
我们一起离开了铁塔。走出几百米，我又停下来，向铁塔看了最后一眼。这座铁塔在核爆炸后已经面目全非，它的上部在那个惊天动地的瞬间化成了气体，塔身残骸扭曲倒在地上，像一具巨大的恐龙骨架，更像一座奇特的纪念碑。22年后，这里竖起了核爆炸纪念碑。
在返回途中，我先到主控站。在主控站的领导还有基地的邓易飞和基地研究所所长程开甲教授。程开甲是1950年从英国归来的学者，1948年在爱丁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基地最高级的专家和技术负责人。在试验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它不能不响。”
在主控站，我将启动控制台的钥匙交给了在现场指挥的张震寰。
我来到白云岗指挥部的时候，张爱萍说，“K1”指令已经发出。这时炊事人员送来了饺子，老远就闻到了香味，但吃到嘴里却一点感觉也没有。
“K2”指令发出，我回到自己的位置。
“K3”指令发出后，仪器设备进入自动化程序。9、8、7、6……读秒声音让我感到一种无法形容的激动和紧张。当读秒结束后，一道强烈的闪光划破天空，之后是腾空而起的巨大火球。
顿时，人们激动欢呼起来，跳跃起来，流着眼泪拥抱在一起，把帽子抛向天空……
刘西尧和朱光亚都非常激动，我走过去向他们祝贺。张爱萍立即拿起电话，兴奋地向周总理报告：“我们成功啦!原子弹爆炸成功啦!”不过周总理反问了一句：“怎么证明是核爆炸？”周总理的反问使张爱萍这位试验总指挥有点不知所措。当时我们和所有专家都认为是核爆炸，却无法正面回答。正在这时，某所技术员王克定报告：“蘑菇云顶高约7500~8000米。”他是用一种极其简单的方法测定的。事先他先定了一个立脚点，用一根刻了标记的木棍瞄准爆心，算出地球的曲率和与爆心的距离，从而速报了“零”后的第一个核数据。
经过专家综合分析后，张爱萍很快再次向周总理报告：“根据多方面证实，确实是原子弹爆炸，很理想，很成功。”
“零”后10分钟，由防化兵组成的侦察第一梯队20余人进入沾染区进行辐射侦察作业；防护工作部回收取样队在规定时间内，全部取回了综合剂量仪和大部分接收放射性沉降物的取样盘及取样伞；安放在7个操纵台上的50多个探头中，幸存的39个均在“零”后半小时开始工作，测得4000余个数据。于是，一份详细的文字报告经多方专家之手送到我手里，由张爱萍和我签发。这份正式的文字报告于17时50分报给了设在北京二机部的核试验办公室，然后由刘杰部长报告给周总理。
罗布泊试验场的核爆炸很快传遍了世界。当天晚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全体演出人员时，庄严宣布：“我国在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核试验！”《人民日报》的号外同时正式发布《新闻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向世界宣告这一重大突破。
当时间指向10月16日24时时，我还在重复收听着《新闻公报》：“……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激动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下来。
（责任编辑李树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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