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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石与廖梦醒
作者：蒙光励
对于李振的被囚，廖梦醒心急如焚，特别珍惜每月一次探监的机会。她除了给李振送些物品外，更主要的是给他精神上的安慰。李振在狱中坚持斗争，忠贞不渝。他回顾了与廖梦醒从相识、相知至相爱的情感历程，心潮起伏，感慨万千，在狱中写了《寄内》一诗：
一朝分袂两相思， 何日归来不可期。
岂待途穷方有泪？也惊时难忍无辞。
生当忧患原应尔， 死得成仁未足悲。
莫为远人憔悴尽， 阿湄犹赖汝扶持。
诗句感情真挚，充满浩然正气，既是他忠于革命事业的表白，也寄托了对妻子的殷切期望。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逐步形成，中共对国民党当局提出释放全部政治犯的要求。1937年7月底，李振等关在苏州反省院的共产党人全部获释。李振在狱中因营养不良得了肺病，出狱后仍吐血不止。9月25日夜，李振正在发高烧，他带病给妻子写了一份“座右铭”：
脚踏实地，勿好虚荣，勿处处要惹人注意，要表现自己的地位、权威与能力。用钱须量入为出，不要夸耀已经过去的光荣，闹贵族架子，不要只求自己舒适，忘记别人劳苦。对人务须谦虚，无关重要的小事，不妨退让一步。作（做）事务须心细，一次错了，勿同样再错。自己的前途，宜好好估计，养成适应将来环境的一切习惯。语云，“物必先腐，然后虫生”，能做到以上各点，谁敢对你怎样，望你努力确立新的做人方针。
诤友振1937年9月25日夜病发热中
廖梦醒十分珍惜丈夫的教示，把这份“座右铭”带在身边，并且一生身体力行，当做为人处事的准则。
这年年底，为改变抗日根据地缺医少药的状况，中共中央决定在香港设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委派廖承志为主任。根据党组织的指示，李振和廖梦醒于1937年12月陪同何香凝到香港。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于1938年1月成立。李振在办事处主要负责华侨及国际航线中的海员工作，同时协助潘汉年收集各国情报，工作十分繁忙。廖梦醒和廖承志则商量组织“保卫中国同盟”的事。为扩大影响，他们邀请宋庆龄出面担任主席。1938年6月14日，“保卫中国同盟”在宋庆龄寓所正式宣告成立，宋庆龄任主席，宋子文担任会长，廖承志任秘书长兼中央委员，廖梦醒任办公室主任、中央委员。李振、廖梦醒在廖承志的领导下，在各自的岗位上为革命事业做出了独特贡献。
李振和廖梦醒这次抵港后，住在英皇道445号一幢4层楼的唐楼。李振把祖母、母亲、姐姐及姐姐的6个孩子都接来一块儿住，80平方米的房子里住14口人。虽然人多嘈杂，成天闹哄哄的，但是廖梦醒觉得能与丈夫在一起，心里是甜蜜的。在香港工作一段时间以后，1940年李振被派往菲律宾工作了一年。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1942年春节前夕，李振夫妇俩把女儿李湄交给何香凝，打扮成乡下人模样，乘坐渔船经伶仃洋偷渡到澳门，等待党组织新的指示。
南中望断暮天云
宋庆龄于香港沦陷前6小时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香港到重庆。到了新的地方后，宋庆龄准备继续开展“保盟”的工作。她首先想到的是廖梦醒；同时，中共中央也认为需要一名联络员，以便与宋庆龄传递信息，进行沟通，廖梦醒无疑是最佳人选。
1942年5月，周恩来从重庆来电，调廖梦醒到重庆工作，李振有任务仍需重新返回香港。廖梦醒接到通知后，匆匆准备行装，与李振依依惜别，带着李湄于8月3日抵达重庆，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开始了新的工作。
在雾都重庆，廖梦醒凭着特殊的身份和智慧，经常来往穿梭于周恩来与宋庆龄之间，为他们传递信息。此时，廖梦醒除了担任保卫中国同盟的办公室主任之外，还兼任财务主任。当时“保盟”收到海外华侨捐献的款项，大多送往延安。取款时，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汽车在约定时间开到重庆中国银行门前等着。廖梦醒下车后，就旁若无人地去找孔祥熙的顾问艾德勒要现金，有时一取就是两三麻袋钞票。
廖梦醒在工作之余，常常思念丈夫，尤其是在夜深人静时，思念之情更为强烈。其实，李振又何尝不是如此。为此，他又作《寄内》诗一首，以抒发他们婚后聚少离多的思念之情：
名门女将自超群，直落人间冠一军。
每到艰难犹苦斗，不辞杵臼见辛勤。
画眉未足酬知己，奋翮无能愧负君。
十四年来三怆别，南中望断暮天云。
不久，周恩来把李振调到重庆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工作。李振到重庆之后，周恩来征求廖梦醒的意见：“老李还得住办事处，你有没有意见？”廖梦醒深知，周恩来把李振调来重庆已经是照顾了，而要住在办事处则完全是出于工作的需要，随即爽快地回答：“一切服从组织决定。”
李振调到重庆后，在领身份证时把名字改为“少石”。因为“少石”两字笔画少，必要时便于更改。他的公开身份是《新华日报》编辑，实际上是南方局外事组成员。李少石主要做笔译，把一些重要文件从中文译成英文，以便发给外国记者。
同时，他还在《新华日报》发表过不少文章，如1945年9月30日社论《究竟什么是混乱不安的原因？》、1945年10月3日社论《捉起一批汉奸以后怎么样》，等等，这些评论击中时弊，文笔犀利，颇具影响力。
李少石到重庆时，廖梦醒住在重庆市上清寺学田湾。不久，国民党重庆市市长贺耀祖的夫人倪斐君介绍她搬到上清寺牛角陀居住。这间房子在靠马路边的山坡上，出入比较方便。当时不让李少石住在家里，主要是怕国民党知道廖梦醒的丈夫是一位共产党员，从而“染红”了宋庆龄。李少石每次回家只能叫李湄为“侄女”，嘱李湄称他为“伯父”。但小李湄是个小调皮鬼，她不叫爸爸为“伯父”，而是叫“哈某”，这是她给爸爸所起的外号。尽管他们之间以“伯父”、“侄女”相称，但每当少石回到家里来，哪怕是在一起吃顿饭，全家三口人也显得格外高兴。
1934年李少石被捕后，柳亚子积极参加营救，为表达感激之情，廖梦醒便认柳亚子为义父。在香港时，李少石经常向柳亚子请教诗词，你唱我和，廖梦醒便戏称少石为“诗翁”，以后柳亚子也跟着叫，并戏称李少石为“美少年”。此时柳亚子也住在重庆，有时李少石夫妇也邀请柳亚子到家里来“煮酒论诗”，好不热闹。
1945年10月8日，是廖梦醒最为悲伤的日子。中午，她带了一罐李少石爱吃的牛肉罐头去曾家岩，和李少石、龚澎、章文晋一起在三楼吃饭。饭后，廖梦醒嘱少石晚上早点回家吃晚饭，因为他过去的同事蔡荇洲要见他。下午，柳亚子到办事处见周恩来，周恩来很忙，叫李少石陪他。那晚，张治中举行酒会为毛泽东送行，周恩来应邀出席，需要用汽车，下午5时左右就让汽车把柳亚子送回沙坪坝。走的时候，柳亚子拉李少石一同上车，说路上再多聊聊，共同切磋诗词，李少石便随他上了车。不料，汽车从沙坪坝驶回曾家岩的途中，驶到小龙坎下土湾时，遭国民党兵开枪射击，子弹穿过后备箱打中李少石。司机把车开到市民医院时，李少石已不治身亡，年仅39岁。
廖梦醒惊闻噩耗，赶到七星岩市民医院，看到李少石的遗体，好像天塌下来一样，大哭起来。那一晚她不停地哭，阵阵哭声令人心碎。
次日一早，宋庆龄闻讯赶往市民医院看望廖梦醒。第二天，又写信安慰，劝她要坚强勇敢，不要过分悲伤。柳亚子闻讯后，悲痛至极，含泪写了《诗翁行——哭番禺李少石》一诗，其中有句云：“呜呼！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余何不幸而蹈王茂弘之覆辙也！”又云：“假令少石不嗜余诗，余必不挟少石登车，即少石必不死；少石之死，死于余亦死于余之诗，诗翁诗翁，遂成语讥，作诗翁行以哭之。”毛泽东在离渝返延安前，也亲笔题词：“李少石同志是个好共产党员，不幸遇难，永志哀思”。
1945年10月11日下午1时，在市民医院举行李少石公祭仪式，周恩来致悼词。他说：“敌人无论怎样残暴，共产党人是吓不倒的！敌人越是疯狂，死亡得越快，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
李少石遇难后，廖梦醒经常书写李少石的诗词，以寄托哀思。1979年，她把李少石撰写的诗词收集起来，并亲自题写《少石遗诗》为书名，交三联书店出版、发行，以寄托无尽的怀念……
(责任编辑李树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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