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一切为了国家

作者:本刊特约记者




  
  由于幼时家境清贫,钱伟长从小多病缺医,身体瘦弱,18岁考入清华大学时,身高只有1.49米,成为“清华历史上首位身高不达标的学生”。因此,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教授在接到钱伟长的转系申请时,除了认为他数理化成绩太差,还针对他身体单薄瘦弱的状况,善意地提醒他,物理系的课程很重,每届都有一半同学因承受不了繁重的学习负担而被迫转系。但钱伟长是一个倔强的青年,他决定了的事非要做到不可。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恳谈,最后吴有训只得让步,让钱伟长试读一年,并要他同时加强体育锻炼。
  那一年,钱伟长发愤苦读。起初,他像学古文一样,熟读强记物理学的典籍。而吴有训教他,干任何事情都要得法,这个“法”很简单,就是要“理解”,切不要死记硬背,不要以为书本上的东西都是正确完善的,每读一本书都要能够看到没有完成的部分,发现一些新问题。钱伟长学到了这一点,并成为他一生治学的特点。一年过后,他克服了用英语听课和阅读的困难,数学、物理课程都超过了70分,从此迈进了自然科学的大门。同时,在体育老师马约翰的悉心指导下,钱伟长的体育兴趣被大大地激发了。坚持不懈的体育锻炼,使他从一个身高体重不达标、肺活量不足的体弱生,成长为身强体壮的校运动队队员,更以13秒4的成绩夺得当时全国大学生对抗赛跨栏季军。多年后钱伟长在《深切怀念我的老师马约翰》一文中激动地写道:“对我来说,这是生命史上的新篇章!”
  
  我是中国人嘛,我怎么能够忠于美国呢!
  
  当时和钱伟长一起改学物理的学生共有5名,但是只有钱伟长一人坚持到毕业。他的毕业论文是与顾汉章合作的《北京大气电的测定》,是年6月在青岛举行的全国物理学年会上宣读。这是我国自行测定大气电量的第一批数据,也是钱伟长从事科学研究的开端。后来他又读完了研究生的课程。1939年钱伟长考取了中英庚款基金会公费留学生,就在临行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留学英国的计划也被迫中止。但三个月后,当中英庚款基金会再次为留学生们办好签证时,这群年轻人却把护照扔进了黄浦江中。
  
  钱伟长:第二次是在年底,英国不能去了,但可以到加拿大去,因为英国很多皇家学会的会员都是很有名的教授,都逃难逃到加拿大去了。中英庚款基金会的负责人在上海英租界等我们,早上8点上船了,他就把护照给了我们。他倒是好意,说你们过日本的时候啊,歇船三天,没事儿可以到横滨去玩玩。这个签证就是这样。
  记 者:也就是说,护照上面有日本的签证,可以在日本玩三天。
  钱伟长:可是日本那时候占领了中国,所以一看护照我们就不干了,敌国我们不能去,当场就有好多人把护照扔在黄浦江里头了。那是很厉害的,21个人全下来了。
  
  当他们把决定命运的留学护照扔进黄浦江的时候,这21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也不知道前方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记 者:去加拿大读书,当时对你们的前途来说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钱伟长:是啊,但我们就是不能经过日本,我们不干。因为这是和我们打仗的国家,占领我们国家领土的,我们受了那么多苦,还签证跑那儿去干什么?结果,那个中英庚款基金会的负责人是个英国人,他自己承认错了,说不懂得你们中国人的爱国心,你们先回去再说。
  记 者:所以第三次的时候就没有再让您经过日本。
  钱伟长:第三次没有了。
  
  1940年8月,钱穆特地从苏州赶到上海为钱伟长送行。钱伟长告诉四叔,他出国留学绝不是为了自己、为了家庭,而是想走科学救国的道路。在“俄国皇后号”邮船的甲板上,留学生们立下誓言,凡是他们出国留学的专业,回国后国家就不用再派人出去留学了。不久,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第一次出现了中国留学生的身影,钱伟长在这里主攻弹性力学。很快,他就和他的老师联合发表了一篇论文,后来这篇论文和爱因斯坦等著名学者的文章共同收录在《冯·卡门教授六十岁祝寿纪念文集》里。钱伟长在论文里提出了板壳理论的非线性微分方程组。那组方程式,后来被国际学术界称为“钱伟长方程”。
  1942年钱伟长博士毕业后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师从“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教授。研究所和冯·卡门家里的学术讨论会,是富有民主精神和创造性的聚会,鼓励敢想敢说,勇于探索和创新,这种风格影响了钱伟长的一生。钱伟长在美国主要从事弹道计算和各种不同类型飞弹的空气动力学设计。1944年夏,由于在航空研究上取得的成就,他成为美国航空科学学会正式会员,并在得克萨斯州白沙试验场进行下土式火箭发射实验和液体火箭发射实验。
  钱伟长和林家翘、钱学森一道,为冯·卡门所看重,成为世界火箭、宇航工程的开拓者。他们以自己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出了贡献。二战中法西斯德国野蛮轰炸英国,之后又以新制的V1、V2型火箭相威胁。英国首相丘吉尔向美国求援,美国军方将此事交给喷射推进研究所。钱伟长和林家翘等对此加以分析,发现德国火箭是从欧洲西海岸向伦敦发射的,多数落在伦敦东区,这便证明德国火箭已采用了最大射程攻击伦敦。于是他们提出,只要在伦敦地面造成假象,好像市中心被多次击中,以蒙蔽德国飞弹仍按原射程攻击,伦敦市中心就可避免造成实质性破坏。英国军方采用了这项建议。丘吉尔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此事,非常感激地说:“美国青年真厉害。”他不知道使伦敦市区免遭袭击的其实是中国青年。
  1946年,钱伟长与导师合作发表了《变扭率的扭转》一文,冯·卡门曾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项较满意的弹性力学工作,是经典性的工作。然而就在论文发表后不久,在同行们看来前途一片光明的钱伟长却突然从他们的视线里消失了。他带着先进火箭、导弹制造技术和6年前出国留学时立下的誓言,以探亲为名悄悄地回到了祖国,并出现在他的母校——清华大学的讲台上。
  抛弃国外的舒适生活和良好环境回国后,钱伟长一度生活十分困窘。为了维持生计,他只好在北京大学工学院和燕京大学工学院兼课,但仍不得温饱,最后不得不向单身同事、老同学借贷度日。1948年友人捎信给钱伟长,告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进展较快,亟愿他回该所复职,携全家去定居并给予优厚待遇。于是,他到美国领事馆申办签证,但在填写申请表时,发现最后一栏写有“若中美交战,你是否忠于美国?”,钱伟长毅然填上了“NO”,最后以拒绝赴美了事。
  
  钱伟长:我是决心回国来培养更好的学生的,一般教授一星期上6堂课,我讲17堂课。我没有怨言。1948年钱学森归国探亲时,看我很可怜。我拿的工资15万金元券,只能买两个暖瓶,叫我怎么过日子?
  记 者:回国之前您在美国的收入已经很不错了。
  钱伟长:是很不错,拿到8万美金一年。美国那个喷射推进研究所还希望我回去。
  记 者:当时您想回去吗?
  钱伟长:我当然不想回去,可是那时已经很苦了,我工资很低啊!
  记 者:所以当时在这样的情况下,您的选择是:我还是回去吧。
  钱伟长:到美国大使馆去申请护照,护照上面好多问题我都无所谓。信什么教?我说我没教。美国大使馆负责签证的官员说不行,没教在美国人看来你是野蛮人。后来他说这样,你填孔教吧。
  记 者:孔教?
  钱伟长:我都填了,但最后一项我填不下去了。它说假如中国和美国打仗的时候,你是忠于中国还是忠于美国?那我说我当然忠于中国了,我是中国人,我不能忠于美国人。我就填了一个“NO”,我绝不忠于美国,结果就为这个他不让我去了。
  

[1]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