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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洲坝十年
作者:魏廷琤 汪文庆 刘一丁
1月3日,葛洲坝工程大江截流开始,4日合龙。国务院总理没等大江合龙,就离开葛洲坝,到湖北、河南、山东一些农村进行考察去了。
大江截流结束以后,有人又说大江围堰做不起来,特别是格型钢板桩纵向围堰,结果大江围堰很顺利地兴建起来了。
航运问题也曾经是很多人担心的问题。恢复通航以前,一些船长讲:原来过南津关的时候,大摇大摆;现在你们修葛洲坝工程,把我们限制在这个胡同里面走,我们出了事故是会被戴手表的(指戴手铐——笔者注)。当时一些交通技术干部,说修了葛洲坝工程以后,形成“一关四口”,即南津关、上下航道的进出口,把长江卡死了,南津关将会变成难出关。事实上,大江截流以后,到6月份就正式恢复通航,试航时洪水流量达到每秒6万立方米的时候,三江航道走船平平稳稳,一碗水放在船上,纹丝不动。
原来有些人认为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没有出现,倒是出现了一个没有预料到的问题。1981年7月,水轮发电机试运转72小时,发现二江电厂一号机组烧瓦。所谓烧瓦,简单一点讲:水轮机和发电机接头处有一个推力轴承,其里面是乌金瓦,当运行发电时,乌金瓦瓦温上升过高,就会烧瓦。我们请了很多人,反复找原因。沈鸿还专门从广东请了一位油膜专家陈国栋到工地协助。我们日日夜夜摸索找问题作实验,最后总算找到了症结所在:轴承冷却油不够干净,油路不通畅,导致油膜不能建立,瓦温过高,发生烧瓦。这样,我们解决了问题,到国庆节的时候一号机组就安全运营了。到12月的时候,葛洲坝电力正式上网商业运营,安全问题有了保证。葛洲坝21台发电机组都是国产的,其中转桨水轮发电机组是世界上同类发电机组中最大的,这说明中国人完全有能力独立建成大型水电设备。
1980年,美国内务部垦务局局长席金生参观葛洲坝工程后,感慨地说,中国人能够建成葛洲坝这样的工程,什么样的大坝他们都能建造了。
1981年12月8日,葛洲坝二期工程开工,次年正式开始主体工程施工,进展顺利。
1982年,长办领导班子改组,林一山退居二线,黄友若任党委书记,我任第一副书记。同年底,黄友若调回水利部,钱正英找我谈话,由我全面主持长办的工作。因为工作需要,从1983年起,我回到武汉,不再常驻葛洲坝工地,但我还是重点抓葛洲坝工程,还经常到工地去。
葛洲坝十年
从1973年修改设计到1983年回到武汉,我常驻葛洲坝工地十年。这十年,是长办驻葛洲坝工地全体工程技术人员艰苦奋斗的十年。作为我个人来讲,也经历了不少磨炼。
长办在工地设有葛洲坝代表处。长办党委给葛洲坝工程局专门下了一个文,指派党委副书记张魁元和我为总代表,张魁元管理行政,我负责业务,与曹乐安、文伏波、洪庆余等同志一起进行葛洲坝工程的技术设计工作。长办参加葛洲坝工程建设的,负责设计的技术干部最多的时候有300多人,勘测的人员有1000多人,搞水文工作的也有三四百人,加起来有2000多人,规模相当大。
葛洲坝工程由长办进行设计,葛洲坝工程局承担施工,我们两家合作得非常好。当时水电部调刘书田任葛洲坝工程局党委书记,这之前他先后在三门峡、刘家峡干过,还曾担任水电部基建司司长;葛洲坝大江截流以后,他回到北京担任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曾说,葛洲坝工程能不能搞好,关键就看刘书田和我能不能合作好。事实证明,我们两个人合作得非常好,相互支持,像亲兄弟一样。当时葛洲坝工程局局长是湖北省委派的廉荣禄,我们两个人相处得也很好,他后来任湖北省政府副秘书长、省顾问委员会常委。
长办在葛洲坝工地负责设计工作,质量上出不得一点问题,担的责任很大,大家神经绷得很紧张。那个时候工作起来没日没夜,施工是三班倒,我们常常是零点班到工地检查,监督施工质量。记得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葛洲坝二江泄洪闸有响声。有人就说,唐山地震影响到这儿来了。我说,没那个事。事实是当时过大洪水,声音大了一点。此外,为了保证工程进度,设计图纸需要修改的,现场就要临时决定。为此,大量设计人员集中在工地,随时修改设计,保证施工。
长办人员在葛洲坝工地生活非常艰苦,不仅住得很简陋,而且因为工作起来没定点,吃饭没规律,吃冷的也是常事。许多人因此得了病。我也是其中之一。在葛洲坝工地工作期间,我经常晚上熬夜,食堂好心送肉包子当宵夜,但都冷了,结果在二江电厂一号机组调试阶段,我生了一场大病,肚子莫名其妙地非常痛。我先后到葛洲坝医院、武汉同济医院、上海瑞金医院看病,但都没有检查出究竟是什么毛病。折腾到最后,同济医院的一个老专家解决了我的问题,他对我讲:放心吧,不通则痛,你现在是肠胃不通,用生大黄泡水喝,肠道通了就好了。我按照他说的办法做,喝了个把月,天天拉肚子,最后不痛了。这个病就这样不了了之。后来,湖北省委很照顾我,给了我一个煤气炉,从工地回来晚了,可以自己下个面条、热个饭吃。
葛洲坝工地的路不好走,再加上我眼睛受过伤,视力很不好,眼镜1000多度,我不知摔跤摔了多少回,两个膀子都曾摔伤过,一个膀子是粉碎性骨折,一个膀子是韧带拉伤。好在那时候我还比较年轻,40多岁,扛得住,也没留下什么残疾,要是现在摔一下就完了。
那时候长办驻葛洲坝工地工作人员的家基本上都安在武汉。我们和妻子儿女长期两地分居,家庭生活十分不便。当时我的家庭情况是:我在葛洲坝工地,儿子长期在外地当兵、读书,武汉家里面一般只有老伴和女儿。女儿当时在武汉华中工学院(现在是华中科技大学)读书,放假的时候曾到工地看过我。
1988年12月,葛洲坝工程比设计工期提前一年宣告全部建成。通过葛洲坝工程建设,妥善解决了长江干流上建坝存在的许多技术难题,完成了为三峡工程做实战准备的任务。作为全程参与葛洲坝工程的建设者,我感到无比激动、自豪。今天,水利、航运、发电等各方面的一系列数据已经对葛洲坝工程的功绩作了无声的评说。我相信,随着三峡工程的建成,葛洲坝工程将进一步发挥更大的效益。
(责任编辑 汪文庆 刘一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