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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西光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作者：王炳毅
有必要提到一点，杨西光在上海工作期间，柯庆施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安徽芜湖人，党内的一位老同志，曾在“抢救运动”中挨过整。他的工作作风和陈毅大不相同，开会批评部下时声色俱厉，且不容任何争辩，许多党政干部对他 “一言堂”的家长式作风腹诽颇多。但柯庆施讲究点乡情观念，对杨西光似乎友善得多。据陆汉民回忆：解放初，她丈夫杨训浩患了场大病，治病时用了许多积蓄，生活几难维持。无奈之下，她写信向时任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反映。柯庆施批示给予适当照顾，报销了看病的多半费用。柯庆施到上海以后，曾向杨西光特地提到这件事，还叫杨西光适当关照南京的几位亲戚。这令杨西光很有些感动。
“张春桥绝非善类”的预感得到证实
1965年，张春桥在上海已当上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解放日报》总编辑，但还未成气候，没有显露出真面目，市委排名尚在杨西光后边。然而，杨西光凭自己历经政治风浪的预感，认为张春桥为人奸诈阴险，绝非善类。他对张春桥抗战时期的历史尤为了解。抗战后期，张春桥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一家报社担任过编辑，主编时政版，同时也给延安《解放日报》投稿，水平一般，唯政治术语多，喜堆砌革命词藻。张春桥还曾向中共中央有关部门打小报告反映他所在报社总编辑邓拓的所谓“工作作风”问题，而在表面上，张春桥却对邓拓毕恭毕敬，一点小问题都要请示。
1960年，杨西光到北京参加中央一个会议，闲暇时他去探望了时任全国文联副秘书长的同乡前辈阿英（钱杏邨）。阿英早年成名沪上，与鲁迅、郁达夫、茅盾、成仿吾等人交往颇多，作品很多，对古典文学研究、古籍考证亦多有建树。阿英告诉杨西光：20世纪30年代初，从山东来到上海的张春桥尚是个落魄小青年，混迹沪上文坛，到处投稿，还为谋生而为亚东书局、中华书局点校古代小说，水平很低，常受到上司训斥。张春桥曾化名狄克，写文章批判萧军的小说《七月的乡村》，遭到鲁迅撰文驳斥，甚为狼狈，转而投靠主编《新晚报》副刊的同乡文人崔万秋，获得支持才渐渐站稳脚跟。至于崔万秋，据阿英所知，他与中统的徐恩曾关系密切，曾在新亚饭店设宴为从南京来的徐恩曾夫妇接风，陆京士、杜月笙、吴绍澍等人都应邀出席。可见崔万秋有些特殊背景。阿英劝告杨西光回沪后，谨言慎行，对张春桥必须多加提防，杨西光连连称是。他告诉阿英：不久前，张春桥特将其所著的杂论集《鼓吹集》送了一册给他，并写下“敬请指正”等客气话。张春桥还特别提到书中《共产主义近在眼前》等文章原发表于中共中央理论宣传刊物《红旗》，受到过毛主席的好评。杨西光定下心来看此书，却怎么也看不下去，觉得张春桥书中好多提法太左，明显是窥测风向，文气虚浮，立论牵强。他只好把书放回书架下方。阿英听了冷冷一笑，长叹一口气。两人相对无言，都陷入沉思。
1965年秋，沪上某投机文人写出批判阿英30年代剧作《海国英雄》、《碧血花》、《李闯王》的万字长文，托靠撰写打棍子文章而迅速蹿红的姚蓬子儿子姚文元送呈上海市委宣传部，拟在审批后在《文汇报》发表。上海市委为此召开一次专门会议。陈丕显、曹荻秋、杨西光等主要负责同志都表示不赞成发此长文，一致认为应慎重行事。那时，姚文元由于得到江青等人赏识，已相当活跃。而张春桥正是姚文元的领导兼盟友，常帮姚文元出主意。两人秉承江青旨意暗中以更多的精力炮制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谓“声东击西”，因为批阿英尚远不如批吴晗所作《海瑞罢官》重要。后文已暗中策划酝酿年余，是指向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的，绝非正大光明行径，而陈丕显、曹荻秋、杨西光等人尚都被蒙在鼓里。待姚文元批《海瑞罢官》文章见报后，杨西光实在气愤不过，在自己办公室里掷报纸于地，发了一通牢骚。而在“文化大革命”浩劫之初，这又成为杨西光的一条罪名。
1966年底，上海已沦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安亭事件”（指上海工总司潘国平、王洪文一伙造反分子煽动几千工人在沪郊安亭京沪铁道上卧轨拦车的事件——笔者注）纯出自于江青、张春桥的幕后操纵，居然被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宣称是革命行动，于是上海形势迅速逆转，市委市政府完全陷于瘫痪。接下来，造反派接管了大权，《文汇报》、《解放日报》、上海广播电台、电视台均被造反派夺权，陈丕显、曹荻秋、杨西光、魏文伯等领导同志遭揪斗，押上卡车游街，上海大乱了。1967年2月某日杨西光在市委“反到底兵团”人员押解下，匆匆返回家中与妻子季宝卿和儿子小光、小明告别。杨西光面色憔悴，脸颊青肿且有伤痕，穿件半旧的军大衣。他向妻子作了交待，表示可能这次分手就回不来了，请妻子带好孩子多加保重。他愤然道：“我决不是三反分子，也不是党内走资派，历史会给我作出公证的结论！”季宝卿强忍住泪点点头。自那天起，杨西光被隔离审查，完全失去人身自由。上海市造反派每次在人民广场（原跑马场）召开百万人批斗“走资派”大会，杨西光必被押上批斗台与陈丕显、曹荻秋、杨永直、石西民等领导同志一同示众挨批判，几次昏厥倒地还被诬蔑是装病，受尽了摧残与迫害。不过，笔者查阅“文化大革命”史料时注意到，1967年3月上海市革委会成立后，《人民日报》只点名批判了陈丕显、曹荻秋，把他们两人正式定性为上海市委的“走资派”分子，而杨西光只是在上海造反派控制的三家报纸上被反复点名批判。
为拨乱反正立功
杨西光被关押达七年之久。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又闹腾时，杨西光刚刚获得人身自由。尽管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兴风作浪、广造声势，但中国人民正一步步走向觉醒，亦步亦趋的政治狂热气氛正在退潮。人们逐步学会作理性的思考，这其中也包括杨西光。
杨西光在家养病期间，重读了许多马列主义著作，对照国家的形势，思考了一系列问题。他从1943年“抢救运动”，联想到新中国成立后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直至令国家元气大伤的“文化大革命”，感悟颇多。尤其是反右派运动，当年他也曾在万人大会上慷慨激昂地发表过演讲，但内心充满困惑与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杨西光感到自己对当年反右派运动也应负有道义上的责任。
杨西光感到应当为党、为人民做些力所能及的实事。他最先想到的是有血缘之亲的哥嫂一家人。1977年，“四人帮”虽然已经垮台，但极左思潮仍有市场。杨西光敏锐地预见到新时期即将到来。那时，他妹婿台川泽（在南京九中教语文）的女儿留在上海舅父家做家务，妹妹杨训娴也时常住上海。杨西光叫妹妹回南京时去大哥杨训浩家看望，并代转达问候之意，叫哥嫂相信党，相信右派问题今后可解决。这令杨训浩夫妇非常感动，要知道骨肉同胞兄弟间已有20年不来往了。
1977年秋，杨西光调往中央党校高干班学习。学习临近结束时，胡耀邦找他长谈两个小时，要他去光明日报社主持工作，希望尽快改变其面貌，打开局面。杨西光慨然同意，并搬到光明日报社招待所住。
南京大学的胡福明也住在这家招待所，他是被邀到北京修改他的那篇著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胡耀邦指示有关同志协助胡福明对文章作反复推敲修改，指定杨西光具体负责。杨西光几乎天天要去胡福明住的房间看望，品茗谈心，谈时政，谈马列，谈林彪、“四人帮”犯下的滔天罪恶，谈极左思潮的危害，等等。可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杨西光亦是有大功之人。但杨西光很谦虚，从来不提自己。
半年后，在中央尚未表态的情况下，杨西光又力主发表批判姚文元的文章，公开主张为《海瑞罢官》平反，公开为当时知识分子普遍关心的吴晗冤案呼吁，这普遍被认为是继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光明日报社“又一巨大进步”。
1979年6月，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一周年之际，在杨西光的主持下，光明日报社顶着压力，全力推出张志新冤案系列报道，披露了“文化大革命”中辽宁女共产党员张志新被残酷迫害至死的血淋淋的事实，在全国引起巨大震动。人们含泪争相传阅《光明日报》，报社天天接到成百上千个读者电话，表示声援和支持，痛斥极左分子泯灭人性、残害忠良的野蛮罪行。
晚年的杨西光痛定思痛，怀着忧国忧民之心，义无反顾地走上思想斗争第一线，成为一位勇于冲破禁区、弘扬正义的斗士。
1989年10月，杨西光在北京辞世，享年74岁。（责任编辑 汪文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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