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余秋里与《创业》风波
作者：雷 厉
8月8日，中央音乐学院青年教师李春光，贴出一张大字报，以犀利的笔锋，尖锐泼辣的语言，批驳了“四人帮”强加给《创业》的十条“罪状”。大字报在谈到“树碑立传”时说：
所谓“树碑立传”。请问，给谁树了碑?给谁立了传？我们在座的同志都去过大港油田，有的去过大庆，到那里的人谁能不感动？千千万万石油工人，连同他们的领导，例如当年大庆工委那样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他们忠于毛主席，忠于党中央，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人民，他们的巨大功绩永世不可磨灭。他们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光荣代表。要说“树碑立传”，这部影片是给中国无产阶级树了碑，立了传。不应当吗？不允许吗？做了这样一件完全正义的事情就有罪？！就该死？！这叫什么“后患无穷”？！真是岂有此理!真是欺人太甚！未免太过分了吧！
江青看到张天民的信和李春光的大字报以后，非常恼火。1975年9月，在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江青把《创业》剧组的人员叫到大寨。她对张天民破口大骂：“张天民你告了刁状，谎报了军情，老娘要教训你。”还说：“现在对文化部攻得很厉害，我给顶着，老子不怕。”虽然江青大施淫威，但由于有毛泽东的批示在，她终于未敢也未能掀起大的风浪。她想通过批《创业》整倒一些人的罪恶目的也未能达到。
在“文化大革命”中，余秋里既要承担着繁重的工作，协助周恩来支撑着经济大厦，使经济工作能够正常运转；又要时刻防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明枪暗箭。他实在是太累了，真可谓心力交瘁。
1975年5月，余秋里感到身体不适，经医院检查，他患了心脏病。开始他住在北京医院进行治疗。夏天又到北戴河休息了一段时间。8月下旬，他回到北京，开始上班，筹备召开全国计划会议。
10月，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当时，形势很好，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形势最好的时期之一。经过整顿，经济快速增长，社会趋于稳定，在干部群众中洋溢着一种奋发向上的情绪。在计划会议上，大家的情绪都很高，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在余秋里休息期间，国务院领导要求国家计委起草一个加强企业管理的文件。国家计委在1973年起草的《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十条）的基础上，适应整顿经济的新形势，加以修改补充，写出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即《工业二十条》）。余秋里完全同意文件的内容。在计划会议期间，余秋里把胡乔木请到前门饭店，请他在文字上把把关。为了防止“四人帮”发难，胡乔木在每一条的前面，都加了一段毛泽东的话，用黑体字印出，说明每一条都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写出的。
当时的计划会议真是开得热气腾腾。但是，1975年11月中旬，风云突变。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上书邓小平并呈毛泽东，反映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有野心、骄横、搞阴谋诡计、破坏民主集中制等个人品质和作风上的问题。毛泽东批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很快，以这一事件为导火线，拉开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序幕。
在全面整顿中，在中国的大地上曾涌现出一缕曙光，在人们的心底中曾涌起一股希望。现在，则完全被“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滚滚乌云遮住了。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寒流吹进计划会议，大家都打了一个寒噤。人们再也无心参加会议了，再也无心讨论计划指标了，都开始为国家为个人担忧了。什么叫“右倾翻案”？造反派可以把1975年所作的一切，都说成是“右倾翻案”，可以把在第一线的负责人都说成是刮了“右倾翻案风”，有的人已准备回去挨批斗了。
余秋里的心脏病，本来就没有好，在忙忙碌碌的时候，也就挺过来了。现在情况突变，心绪不佳，病情也就加重了。医生建议他到外地去，静下心来，休息治疗一段时间。余秋里按照医生的意见，给邓小平、李先念副总理写了一封信，很快得到批准。11月，余秋里离开北京到广州休息。
（摘自雷厉：《历史风云中的余秋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标题为编者所加）
（责任编辑谢文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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