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中日第一个民间贸易协定签订的来龙去脉
作者：陈敦德
员会委员，从事过反战和争取和平的运动。战后，她在驻日盟军总部担任高等教育委员会委员，1947年当选参议院议员，并一直从事国际和平、妇女和文化教育等活动。
得知高良富要去巴黎开会，风见章、帆足计等经济界人士敦请她借机代表日本去莫斯科开会。
高良富于3月21日离开东京，在巴黎出席了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召开的国际市民建设服务联络会议。4月初会议结束后，她先到丹麦哥本哈根，与设在丹麦的国际经济会议办事处取得联系，继而进入苏联，并于会议召开的第四天赶到莫斯科。
4月9日，高良富向大会发表演说，强调与苏联和中国的贸易对日本经济的重要性。她说：
如果日本每年能从中国和苏联购入800万吨的煤炭，同时以纤维品等工业制品的输出相抵的话，日本经济可能就会因此而大大受益。现在，日本从世界的海角天涯购入原料，因为不得不经由巴拿马运河，横穿太平洋来运输物资，生产成本大大提高。如果进行这样的贸易(指与中国、苏联的东西贸易)将会在降低生产成本方面大见成效。
高良富的演说，被刊登在第二天的《朝日新闻》上，在日本广受关注。此前，4月7日，日本各大报均刊登了高良富到达莫斯科的消息。据4月7日的《朝日新闻》报道，日本政府当日即表示，高良富违反了日本的护照法规，根据有关规则，在其归国之后要考虑给予处罚。处罚原则是，处1年以下的惩役或3万日元以上的罚款。
重任民与三个日本代表举行
“莫斯科预备会谈”
与此同时，另外两个渴望参加莫斯科会议的日本国会议员帆足计和宫腰喜助，也从日本出发了。他俩原是赴莫斯科出席会议的19人代表团的成员。出发之前，他俩先向外务省送去一份“不去莫斯科”的保证书，以“赴丹麦考察农业”的名义获得了护照和签证。
为参加莫斯科会议，帆足计和宫腰喜助采取了“迂回战术”。4月10日，他们南下前往香港；到香港稍作停留，于4月16日从香港前往欧洲。
到丹麦哥本哈根后，两人无法与莫斯科联系，无法了解高良富的最新情况。两人打算，即使赶不上莫斯科会议，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在丹麦考察农业。在一次参观的时候，他们偶而谈起东西方两个世界的经济贸易问题。丹麦主人告诉他们说，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是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商议定的，在哥本哈根还设有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的办公室。他们闻之大喜，决定立即去访问这个办公室。
他们在这个办公室，见到了两三个刚参加完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的代表，并且了解到高良富还在莫斯科。两人兴奋起来，决定也去莫斯科。
4月29日，他俩从丹麦经芬兰赫尔辛基赶到莫斯科。虽说国际经济会议结束半个月了，但是高良富和与会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都还在那里等帆足计和宫腰喜助到来。原来，国际经济会议散会之后，南汉宸与中国代表团就回国了。当时高良富已经获知帆足计与宫腰喜助已经离开日本，就留下等他们，中国代表团也将雷任民留下，以便与日本代表充分交流。雷任民青年时代留学日本，曾在早稻田大学攻读经济学研究生，与这三位日本代表谈起日本、谈起经济与中日贸易很容易找到共同点。三个日本国会议员在莫斯科除与苏联代表接触、商谈日苏两国贸易问题之外，还与中国代表进行深入会谈，并取得了切实的成果。据这年9月帆足计所发表的《与中共贸易是否可能》一文中称，“与中国的贸易恳谈是彻夜进行的，双方还热烈讨论了与民族的命运有关的问题”。
三位日本代表与雷任民进行了三次会谈，初步讨论了中日贸易的原则。两国的基本原则应该是“互惠、平等、和平、友好”，双方同意在这个立场上进行贸易协商。取得共识之后，雷任民邀请日本三位议员访问中国，到北京后再详细拟定具体的贸易协议。雷任民将这个原则报告北京，很快就得到批准，并正式邀请三议员访华。雷任民与日方三议员在莫斯科的会谈，被称为“莫斯科预备会谈”。
战后中日关系史上的“破冰之旅”
周恩来对高良富等三位日本国会议员访问北京极为重视，亲自指示廖承志领导的日本问题小组先在北京饭店设立办公室。在日本代表抵达北京之前，廖承志与南汉宸召集冀朝鼎、倪蔚庭(中国进出口公司副经理)和日本小组的孙平化、肖向前等人开会，商量贸易谈判和接待工作。廖承志高度评价了高良富等三位日本国会议员冲破日本当局阻挠应邀访华，称他们为“首批开拓中日航道的先行者”。他曾激动地说：
诸位，他们是第一批，不怕犯法推开中国大门的勇士!请记住，在中日关系史上，应该留下他们的名字：帆足计，社会党参议员；高良富，绿风会参议员；宫腰喜助，改进党众议员。
1952年5月15日，一架苏联伊尔－14小型飞机徐徐降落在北京西苑机场，高良富、帆足计和宫腰喜助及他们的随行秘书松本繁、中尾和夫一行5人，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批日本客人。
在日本客人来到之前，中方作了相应的准备。5月4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在北京宣告成立，南汉宸任主席，李烛尘、雷任民为副主席，冀朝鼎为秘书长。这批日本客人就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出面接待。到机场迎接的有冀朝鼎、孙平化等。对当时的情景，孙平化回忆道：
这几位代表毅然决定访华，变成了首批开拓中日航道的先行者。近在咫尺的邻居，却要不远万里绕道巴黎去莫斯科，再从莫斯科辗转来北京，而且还要冒很大的风险。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说明，当年两国人民间的正当交往和人员往来是多么艰巨!
当时北京专供接待外宾用的宾馆，只有北京饭店(即现在北京饭店中间的旧楼)，床位有限。于是客人被安排到宣武门附近头发胡同的一座机关小四合院里，并请了一位烹调手艺高超的厨师。孙平化在回忆录中记述了这段有情趣的接待生活：
由于宾主同住一个院，过着家庭式的生活，大家取笑地说：我们同日本朋友“三同”。同吃、同住、同活动。胡同里的居民和孩子们对外国客人的光临也都感到十分新奇，只要五位客人出了院子，走到街上，就受到围观。
由于历史因素，深受日寇侵略之害的中国百姓记忆犹新。为安全起见，中方自己开会或谈话，常在提到这5位日本客人时不直呼“日本客人”，而代称为“头发胡同客人”。
日本客人在北京生活了近两个月时间，一是参观访问，二是讨论贸易协议。他们几乎每天都没闲过，参观工厂、农村、医院、商店、学校等，会见了沈钧儒、宋庆龄、郭沫若、章乃器等各界人士，充分感受了中国人民的盛情。
在进行贸易谈判时，双方因在莫斯科达成了共识，故进展比较顺利。据帆足计后来回忆，为了避免误会，在谈判中，有关炮弹、战车等军需物资或战略物资的交易，双方始终一句都未提及，从头至尾研究的都只是和平物资的交易。中方认为，中国急需的是建设重工业所需的生产资料而不是生活用品；日方认为，虽然他们要经过努力以实现重工业生产资料的输出，但是有“巴黎统筹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