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荣耀与磨难：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
作者：佚名
就是因为爱国才回到祖国的，专业也不挑，给我什么干什么，而且全心全意，最后也干成了，可干完了以后还蒙受这种不白之冤。我很喜欢音乐，我记得那年五一，《歌唱祖国》这首歌刚出来。那个歌特别好听，当时我坐在铺盖卷上听了以后，心里的滋味就是酸甜苦辣，什么都有。
记者：心灰意冷了。
梁思礼：当时我就准备坐牢了，你说心灰意冷也好，什么也好，反正就觉得无望了。正在这个时候，王诤又把我叫去，说你的问题我们搞清楚了，你没事了。
1956年在梁思礼一生中是个新起点。由于美国大搞核威慑，1956年，中国在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时，提出研制导弹和原子弹，将喷气技术和核技术列入规划的重中之重。
梁思礼：最大的转折点还是1956年。那会儿国家决定要搞导弹，钱学森回国以后，老帅大将们听了他的意见下了决心，当然我们作为工作人员也参加规划，到1956年我才正式参加了进去，真正开始搞我的专业。因为那会儿学自动控制的人不是很多，而搞导弹是需要自动控制的，所以就叫我去当自动控制室的主任。
那个寻弹起来以后就摇摇晃晃，最后掉到发射台前面大概300米的地方，
炸了一个十几米的坑
中国的航天事业，从最初靠苏联的援助。到中苏关系破裂后的自力更生，无数人在其中默默地奋斗。失败是几乎不可避免的。1962年的一次发射，留给梁思礼一段惨痛的记忆。
记者：好像您女儿的名字也跟这个实验有关?
梁思礼：是的。我们原来仿制苏联的一个叫1059的近程导弹，等仿制成功以后，聂帅就要求我们自行设计，那会儿苏联专家撤走了。我们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一年多，我们的导弹就出来了。出来了以后准备到靶场发射，那是1962年3月，我第三个孩子正要出生。当时我要去靶场，我跟我爱人就商量，要生男孩就叫梁凯，生女孩就叫梁旋。
记者：凯旋?
梁思礼：对，我准备凯旋而归，充满信心，结果第一发弹失败了，当时的情况，现在印象还很深。失败那一瞬间是这样的，别人按照规矩要撤到导弹后方几公里以外，在那儿看导弹发射。而我好奇心重，要看它拐弯做弹道分析，所以就没有跑到后面去，而是开着吉普车往侧面走，这样我就可以看到弹道过程。结果那个导弹起来以后就摇摇晃晃，最后掉到发射台前面大概300米的地方，炸了一个十几米的坑。当时我就看到一个就像原子弹爆炸似的蘑菇云起来了，因为它里头有很多燃料。我们后来就开车去看，心情非常懊丧，饭也吃不下。不过我虽然没凯旋回来，我的女儿还是叫了梁旋。
修改设计后的导弹东风二号。经过17项大型地面研制试验。105次发动机试车。终于在1964年6月29日发射成功。
记者：“两弹”结合试验是在1966年，那次是一个很大的成功。
梁思礼：对，那次我们有经验了，除了第一发是按照苏联方法以外，后面的完完全全都是我们自行设计的。1964年的原子弹爆炸，全世界全知道，可是我们有导弹这事儿，当时世界上并不知道。那会儿西方国家就说，中国光有子弹不行，得有枪。他们还不怕我们，还不承认我们作为核国家的地位，所以我们要做“两弹”结合的试验。 在国外，为了安全起见，“两弹”结合试验一般全向大洋里打。我们那会儿海军力量不足，所以非得要在自己国土内试验带原子弹头的导弹，所以这是个危险性很大的试验。周总理非常关切，说一定要做到稳妥果断、万无一失，所以我们整个队伍是精心安排的。1966年10月27号，我记得那天戈壁滩上刮着大风，还特别冷。最后我们成功了，聂帅也在现场。成功以后我们很快报告给了周总理。周总理就在电话机旁等着。很快号外也出来了，世界终于承认我们是核大国了。
记者：那应该是您终身难忘的一天?
梁思礼：是的。
我一生最大的遗憾，
就是母亲去世的时候
没能在她身边
但是这项工作刚起步不久，梁思礼就受到了“文化大革命”风暴的严重冲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8年是武斗最厉害的时期，当时周恩来总理决定将一批重要专家保护起来，其中就包括梁思礼。
梁思礼：“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大家全不知道该怎么做，特别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当时我是支持聂荣臻的，属于保聂一派，加上我是梁启超的儿子，大字报就说我是保皇党的孝子贤孙。后来，周总理把所有六级以上的高级知识分子加以保护。那会儿我们白天工作，晚上不能回家，到了下班时间就到图书馆。因为我们院本身还稍微安全点，有解放军站岗，图书馆门口也有警卫，就这样，被保护了大约一两个月时间。
梁思礼暂时有了安身之处，而他的母亲却没能躲过这场浩劫。作为“保皇党梁启超的老婆”，老人的财产被抄尽，她自己则被赶入阴暗的小屋。后来老人已经到了肠癌晚期，80多岁高龄每天还要出来扫街，最终于1968年离开人世。
梁思礼：那时候，我们虽说没被关牛棚，可是在行动上受到限制，没有太多自由，所以母亲去世的时候，我虽然请示了军管会，但他们不同意我回去。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母亲去世的时候没能在她身边，甚至连她的骨灰都没有收起来。
对于王桂荃的去世，最痛的还有一个人，他就是梁思礼的长子梁左军。由于梁思礼夫妇工作太忙，梁左军从小就跟奶奶一起生活。当时还不满10岁的他，不明白为什么奶奶一下子就不见了。
梁思礼：我有三个孩子，现在是两个。第一个孩子我跟我爱人很少提起，深埋在心头。
记者：非常抱歉让您提起了很痛苦的往事，他当时跟您母亲生活在一起?
梁思礼：他跟我母亲的关系特别好，比跟我们两个人的关系要亲得多，天天在一起。后来“文化大革命”，我的母亲有这样的遭遇，对他是很大的打击。他当时只是一个孩子，到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精神都不正常，一直没见好，最后跳楼自杀了。
记者：听到这些消息，你们会不会觉得非常难以接受?
梁思礼：那会儿我一心想的是，反正我对得起国家。而且那会儿确实很紧张，你想头上就是原子弹，在下面我们还得做测试，命都不管了，就是无私奉献吧。
“苟利国家生死队，岂因祸福避趋之”
梁启超生前在给子女的一封信中提到，自己的孩子没有一个从事科技方面的研究，这是他的一个遗憾。其实，梁启超的孩子中出了三位院士，可谓人才辈出。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是中国著名建筑学家、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是中国杰出的考古学家，对新石器时代和商朝的考古有着重大的贡献。两人都在1948年当选为院士。梁思礼则成为中国当代著名的火箭控制系统专家。
2001年，天津开始建设梁启超纪念馆。在创作梁启超的全身坐像时，创作者发现，在梁启超的9个子女中，最小的儿子梁思礼其实就是塑造梁启超最好的模特，因为梁思礼与父亲太像了。于是他们参照梁思礼的形象，塑造了梁启超的雕像。
记者：其实您还是受了父亲很大的影响的，比如您的积极乐观，尽管遇到种种不公正，您还是把它压在心里，认真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梁思礼：父亲对我的最大影响就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他的忧国忧民，所以我的人生格言就是林则徐那句话“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我这个人也敢说真话，尤其现在我年纪越来越大了以后，越敢说真话，总之我觉得我是很像他的。另外我的趣味也很多，除了工作以外喜欢听音乐，这是我一个很大的爱好，还喜欢下象棋。我父亲说过一句话，生活在苦恼里，跟生在沙漠里一样。所以我也是这样的，达观乐观。
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圆了国人的飞天梦，而作为参与神五飞天工程的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院士则是圆了父亲梁启超的科技梦。梁思礼的血管里流着父亲的血，一生报国，虽屡经磨难，但矢志不改，为国家、民族争得了荣耀。同父亲一样，梁思礼一直把国家这个大“家”放在第一位。作为儿女，无论面临怎样的境遇。对这个“家”。他始终不离不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