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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亚》小组”延安行
作者：张星星
铁摩尔继续留在博古那里，向他了解边区的民族政策和少数民族情况，其他人则第二次拜访了毛泽东。
那天晚上，“《美亚》小组”终于有机会访问了周恩来，就他们当时最关心的国共谈判和统一战线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尽管周恩来平时很少使用英语，但是那天晚上却用客人们熟悉的母语进行了交流。他详细介绍了国共谈判的经过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立场，介绍了双方已经达成的共识和谈判中尚未解决的分歧。谈话一直持续到夜半时分。毕森对当晚的谈话作了这样的描述：“周恩来愿意并且希望把事实真相告诉我们，甚至一些尚未解决的敏感问题，也毫不犹豫地向我们提供了详细情况……尽管在以前的会见中，我们已经获知了许多关于统一战线谈判的情况，但周恩来所提供的详细资料仍是令人感到惊异的。”
6月24日上午，“《美亚》小组”成员面临着一场他们认为是“最严峻的考验”——在朱德亲自主持的红军指战员大会上发表演讲。参加大会的有2000多人，其中1500多人是抗大的学员，还有来自其他单位的500多人。朱德向大家介绍了几位客人，接下来，菲利普·贾菲、毕森和拉铁摩尔先后发表了讲话。会场的气氛十分热烈，红军指战员不断地向演讲者提问：“美国妇女的地位怎样?”“美国工人的生活状况和工人运动的情况怎样?”“罗斯福的新政产生了怎样的结果?”“美国人民怎样认识我们的长征?”午饭过后，毕森和贾菲夫妇在朱德的陪同下参观了延河对岸的牛央党校和汽车学校；拉铁摩尔则留在延安城里，饶有兴味地采访了几位蒙古族、藏族、回族等少数民族人士。
傍晚时分，“《美亚》小组”一行结束了在延安的访问，踏上返回西安之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都来为他们送行，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几位客人虽然只在延安逗留了三天，但是这短短的三天却给他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毕森在后来出版的一部书中写道：“我们对延安热烈而持久的印象，与其说是我们看到的各种活动，不如说是延安的人们所表现出的精神面貌。”“延安的经历为我们在以后的抗日战争和内战(指中国的解放战争一笔者注)的岁月里正确地估计形势、作出判断，提供了一个基准线。”
战争风云
“《美亚》小组”一行离开延安仅十几天，抗日战争就全面爆发。抗战初期，美国国内由于“孤立主义”思潮的影响，很多人对这场战争的反应是冷漠的。据美国著名的舆论调查机构盖洛普1937年9月的一项民意测验，当时有55％的美国人对中日战争的任何一方都不抱同情态度，有95％的美国人不赞成美国银行向中国或日本提供贷款。然而，毕森、贾菲、拉铁摩尔却根据他们对远东形势和中日战争的实地考察，独立地作出了自己的判断。
1937年10月，毕森率先在《美亚》杂志上以《毛泽东对南京政府的分析》为题，摘要发表了毛泽东在延安的谈话。同月，贾菲在美国《新群众》杂志第22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人告诉我：一个远东事务专家在中国红色区域同他们领导人的会见》，详细介绍了中共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和各项主张。拉铁摩尔也曾为英国《泰晤士报》撰写了《中国共产主义的基地：赴陕北之行》和《中国共产主义的今天和昨天：统一战线理论》，但当时未能发表。他们在文章中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不仅是为了维护中国的独立，而且是为了远东和世界的和平；中国必将以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为基础，实现全民族的团结，对日本进行顽强而持久的抵抗；美、英等西方国家应当向中国提供道义和物质的援助，以阻止中国沦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
抗战初期，他们对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曾抱有比较乐观的看法，寄予很高的期望。但是1939年以后，国民党当局日益加紧反共磨擦活动，使中国团结抗战的局面遭遇到巨大威胁。对于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与磨擦，他们不能不给予密切关注，并就两党的是非曲直作出自己的判断。1941年初，国民党当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贾菲和毕森出于对中国抗战的关切，与另外6名美国知名人士联合致电蒋介石，指出：“最近新四军受袭击及叶挺将军遭逮捕的消息，引起美国人民极大的忧虑。这种行动只会帮助日本，并破坏中国在美国的声誉。我们认为，恢复中国的团结，对于制止极权国家在亚洲的侵略极为必要。”当时，重庆的《新华日报》和延安的《新中华报》都以显著标题刊登了这篇电文。此后，贾菲主编的《美亚》杂志对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压制民主的政策采取了明确的批评态度，发表了许多赞扬中国共产党抗日民主政策的文章。当年延安之行的另一位参加者拉铁摩尔，在1941年承担了一项极为重要的使命。这年6月，他受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推荐，担任蒋介石的私人顾问，于7月来到中国履职。对美国来说，派遣这样一位中国问题专家来华工作，体现了罗斯福总统的战略考虑；但对蒋介石来说，却很难对这样的安排感到满意。尽管拉铁摩尔一到中国便对蒋介石说了很多赞誉的话，但也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提出不少批评，建议蒋介石进行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改革和积极对日作战等，蒋介石当然不愿接受。美国学者迈克尔·沙勒在《美国十字军在中国》一书中写道：“蒋(介石)本人虽然在拉铁摩尔到达时亲自热烈欢迎，此后却没有同他多打交道。事实上，国民党的报刊立即发表一些文章，暗示拉铁摩尔持亲共产党的观点，这次来华是要迫使重庆同延安达成妥协。”半年后太平洋战争爆发，罗斯福总统派遣史迪威将军担任蒋介石和中国战区的参谋长，拉铁摩尔结束了他在中国的使命。
1943年7月，毕森在美国《远东观察》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国在盟国战争中的地位》，在中美两国引起很大震动。在这篇文章中，毕森强调了中国在远东战场上的重要地位，赞扬了中国对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突出贡献，呼吁各同盟国向中国提供更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同时，文章对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统治区作了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对比分析，认为共产党代表了“民主的中国”，这种民主制度有效地动员了人民的抗日力量；而国民党代表了“封建的中国”，这种封建官僚制度限制了战争潜力的充分发挥。因此，毕森认为，要提高中国在盟国战争中的地位，一方面西方国家必须尽快向中国提供更多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另一方面，国民党必须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为挖掘战争潜力创造有利条件。毕森的文章一发表，立即招致国民党集团和美国亲国民党势力的疯狂攻击。国民党的一位发言人致信《远东观察》杂志，攻击毕森“吞下了共产党的诱饵，上了共产党的圈套，被共产党拖下了水”。国民党同情者罗德尼·吉尔伯特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文章，指责毕森“竭力散布对国民政府的不信任，为共产党在战后夺取中国政权开辟道路”。辅仁大学前校长、国民党的坚定支持者奥·图尔也撰文攻击毕森是“迫不及待地肆意攻击重庆政府而为延安大唱赞歌的赤色狙击手”。这些来自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