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改革开放初期的人事制度改革
作者：汪文庆
需，人事改革就由此开始了。
从1981年起，不少地方由主要领导带队到北京来招聘人才，还制定了不少优惠政策。我们结合当时解决干部夫妻分居的问题，大力提倡夫妻分居的干部特别是专业技术干部走出北京团聚。结果，各地从中央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招聘了近千名专业技术干部。这些干部到地方后受到重视，得到重用，在不长时间里就充分施展出他们的才干，作出了优异的成绩。有的助理研究员担任了研究所所长，有的讲师负责筹建新的高等院校，有的工程技术人员被任命为厂长、总工程师、市工业局副局长等等。当时社会上流传：“北京一条虫，出去一条龙”，就是这么来的。1982年，邓小平在一次关于科技干部的讲话中，称赞“招聘是个好办法”。国务院领导同志更是明确指出：“人才可以流动。”
在这种大好形势的鼓舞下，很多人事部门纷纷打消疑虑，积极制定完善招聘办法，使招聘办法成为计划调配的有力补充。1984年，沈阳、广州率先成立了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我们因势利导加速改革步伐，在山东烟台召开了全国人才交流工作会议，鼓励人才合理流动，并成立了全国人才交流咨询服务中心。随后，人才交流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先后建立。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为广大干部分忧解难
记者：80年代，陈云有过多次指示，要求关心知识分子生活上的困难。在这方面，夫妻两地分居是一个大问题，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焦善民：我到国家人事局以后，为打开工作局面，着力抓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解决干部夫妻两地分居问题。建国以来，由于政治运动不断，机构多次精简，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干部下放，积累的干部夫妻分居问题越来越多。据1979年初步统计，夫妻两地分居的干部达100万人(户)。
当时胡耀邦曾对我们说：“两地分居一二十年，君在长江头，我在长江尾啊!你们看过这个相声没有?我看了这个相声心里难受。当然，要马上都解决是不可能的，但可不可以想点办法互相调换一下。”我们以胡耀邦这个讲话为契机，努力推动夫妻分居问题的解决。国家人事局在1980年上半年相继召开了华东、东北、华北三个地区座谈会，初步议定解决7000人长期分居的问题。胡耀邦看到《国内动态清样》刊登的有关报道后，再次批示：“这是件大好事，只要有可能，就要加以解决，什么问题控制得死死的，唱高调，耍态度，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样的人做干部工作、人事工作、劳动工资工作不可能建立威信。”经过我们几年的努力，有近90万对夫妻得以团聚，他们称赞人事部门是“干部之家”。
记者：除了夫妻分居问题，你们还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
焦善民：“以工代干”也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老问题。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由于干部多次受到冲击或者下放，又因编制限制得不到补充，不少地方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自行抽调工人当干部使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一乱，工作失控，出现了大量“以工代干”。1982年我们统计大约有445万人。他们大部分年富力强，有实际工作经验，但有的人甚至当了县委副书记了，还是非工非干，思想不稳定，影响工作积极性。多次人代会、政协会的提案提出要尽快妥善解决这个问题。
有一次，张劲夫在听取煤炭部汇报时指出，对“~2-r_代干”要严格考核，够条件的就当干部。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据此，我们经中央书记处同意后，与中央组织部联合发出《关于整顿“以工代干”问题的通知》，提出了整顿的要求，对确实符合条件的，按照程序办理转干；对不符合条件的退回生产岗位和妥善安置处理。到1985年整顿工作结束，共转干347万人，占全国以工代干总数的78％。这样不仅解决了历史长期遗留的老大难问题，而且为干部队伍中充实了一批年轻骨干，促进干部队伍的年轻化、专业化。
记者：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建立离退休制度，这是新时期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您是一位老干部，同时又是人事管理者，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人事部门为此做了哪些工作?
焦善民：我是一二九运动中入的党，入党的时候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所以当时没有想到还有离休、退休。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成了执政党，毛泽东讲革命成功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共产主义不可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就能建成，这实际上就有了一个离退休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以后，离退休的问题就不能不提出来了。
和西方国家比较，我们的老干部长期搞革命，擅长做领导工作和群众工作，但是没有家业可供经营，也缺乏技术、职业性准备，退休以后不能自谋职业。所以我们离退休制度的特点，就是要为离退休干部发挥余热创造条件，同时在生活上给予照顾。
我当时在劳动人事部主抓老干部离退休工作，主要是协同中组部督促建立各部门、各地方为老干部退休服务的机构组织，进而抓了离退休干部活动中心(或站)的建立工作。当时，我直接经办的有三件事：一是在大连、泰山、北戴河等地建立了老干部疗养院；二是会同中组部、北京市委等部门，每年春节、“七一”前在人民大会堂为离退休老同志举办联欢会，放电影、唱戏、杂耍等等，很受老干部欢迎。开联欢会要钱，万里那时管我们，我们打报告给他，财政部拨了几十万块钱。三是每个季度组织一个报告会，请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给老干部作报告。
百万大裁军与军队干部转业安置
记者：军队干部转业地方安置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制度，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由政府人事部门承办。“文化大革命”中，军队干部转业是不是也受到了冲击?
焦善民：冲击很大，我们最好从头说起。“文化大革命”前十几年，军队精简整编，主要是成建制、成批转业，人事部门只负责每年正常转业的部分。“文化大革命”期间，正常转业工作被迫中断，几十万军队干部被作为复员回家，散落各地，对军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1975年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提出军队消肿和恢复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为此。国务院成立了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小组及办公室负责军转工作。1980年国家人事局成立后，我们恢复并完善了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制度，首先把1969年至1975年间作为复员处理的41万干部改办转业手续，补发了工资，安置或调整了工作，并按原职级安排了相应的干部职务，这对稳定军队、促进国防建设起了很大作用。
记者：1985年，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庄严宣告，我国政府决定裁军百万，这一决定在全世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但从人事工作角度来看，要在三年内把百万裁军中的转业干部全部接收下来并安置好，难度相当大。当时你们面临着哪些困难?
焦善民：百万裁军中将近60万是干部，除了离退休、军队内部消化外，我们实际共接收安置了近50万。其中师级干部纳入计划成批转业是第一次，营级以上干部占了大多数，他们大部分已经结婚，安置他们的同时，还有安置好他们的老婆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