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抗战初期何逑与中共高层的交往
作者：何世庸
家中存枪全部相赠。因为这些枪支都存放在京郊栖霞山我家的别墅里，父亲对我和二弟说：“这事就交给你们了。”于是，我和二弟调开家中司机，自己开车到栖霞山取回四支步枪、两把驳壳枪，连同子弹用麻袋捆好。叶剑英派汽车来，直接倒进我家车房，顺利地取走了。
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周恩来、叶剑英等亲到“首都反省院”看望了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后，“政治犯”开始成批放出。就在此时，孙科的亲信、南京市长马超俊突然来访，我正好在家接待了他，马超俊见父亲劈头就说：“共产党要在南京搞暴动。”父亲问其原由，马超俊说，据报有许多形迹可疑的人纷纷向傅厚岗集中，外面风传共产党要搞暴动。父亲立即打电话给叶剑英，叶剑英很快就赶来了，听说后笑道：“这完全是误会。最近有一批共产党员和抗日志士刚获释放，他们急着找中共代表团，找八路军办事处，他们衣着破旧，长期和外面隔绝，自然到处打听中共代表驻地，这本是情理中的事，想不到引起这么大的误会。”父亲为此向马超俊作了解释并请他将此事转告孙科。我当时非常惊讶，像马超俊这样的堂堂大员，平时嘴里也说“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碰到一点事情，竟然连分析事物的普通常识都没有了。
父亲性格豪放，酷爱诗词书画，他与叶剑英很谈得来，应叶剑英之请他陆续把一些好友介绍给中共代表。有一次，父亲在万花楼请客，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等都去了，父亲把他的好友吴石、张维翰、缪秋杰等介绍给他们，席间相谈甚欢。父亲很看重和共产党的交往，态度是真诚的，我记得有这么一些事情：父亲从北平回南京后，常到老虎桥监狱(江苏省第一监狱)去看望陈独秀(他与陈独秀是在民国初期陈独秀任安徽都督柏文蔚秘书长时相熟的)，他们在文字学、音韵学和古典格律诗词方面有着浓厚的共同兴趣。1936年父亲与陈独秀合作写了一本关于日本片假名源起的小册子，傅秉常把该文列入由他主编的三民主义文库中出版了。1937年初，父亲根据他收集的甲骨文残片，写了一本《叙圃甲骨释略》，陈独秀亲自为他抄录稿件，并题了词(此书石印出版，得存其真)。在与中共代表的接触中，周恩来委婉地劝父亲不要和陈独秀交往过密，父亲并不了解中共党内的事情，但他还是接受了。还有一件事情，父亲曾写了一份报告，要求派他担任国民党驻第十八集团军代表，通过孙科呈交蒋介石，蒋介石未予采纳。
父亲陪周恩来去山西
1937年9月，父亲受程潜之托，陪周恩来去山西八路军总部。程潜、周恩来、李世璋、父亲等人先乘火车专列到彰德府，而后周恩来和他的秘书，父亲和副官苏鸿恩一起，乘一辆小汽车，经石家庄由太和岭而雁门关，历大同、太原、忻口一线。在由太原赴五台县八路军总部途中，汽车陷进日寇炸出的弹坑，父亲让苏鸿恩去找人推车，苏鸿恩没有找到。周恩来笑着对秘书说：“你去，你去。”不久周恩来秘书就找来一群乡亲，周恩来亲自和他们一起搬石填坑，有说有笑，使父亲大为惊讶。后来，父亲对我说及此事，赞叹说：“共产党就是会做群众工作。”这次在五台县八路军总部，父亲见到朱德、彭德怀等，谈得很是投机。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是阎锡山，因为在辛亥革命时，父亲作为北洋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的亲信参谋。曾设计阻止了协统吴鸿昌对山西的进攻，并随吴禄贞到娘子关与阎锡山相见，组成“燕晋联军”。吴禄贞在石家庄被刺后，父亲带着吴的尸体到山西去，和阎锡山共同抗击清军进攻。这段患难经历使阎锡山和父亲的关系很好。当时忻口战役正激烈进行，国民党军队正面坚守，八路军集中在雁门关和平型关一带，以山地游击战为主堵截日军，破坏敌交通运输，国共两党团结抗战、同仇敌忾的气氛是很浓的。阎锡山也承认八路军对日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为人城府很深，对共产党颇有疑忌。当时八路军的给养较差，父亲对阎锡山说，八路军是来帮你守山西的，既然是联合抗日，让别人在前面作战，不让吃饱穿暖怎么行呢?阎锡山把补给的责任推到大本营，父亲又通过时任军令部次长的林蔚去疏通，给八路军增加了一些军饷(由40万增至45万)。
1937年中国历史发生着巨大转折，青年一代的思想极为活跃。我家的客厅当年是一批青年人聚会的场所，经常来“指点江山”的有我六叔的女儿何慧(后去延安成为新华社著名记者)、二弟吴淞中学的同学吴博(后与叶剑英结婚)、我的堂姑金陵大学学生何垫曾和她的男友李庚(时为金陵大学学生会会长)等。我们传递消息，议论时政，而战局的不利特别是常败将军刘峙的大溃败，使我们激愤又懊恼。蒋介石酝酿调整战区，任命参谋总长程潜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赶赴华北前线。程潜派他的亲信李世璋来催父亲到前线莅职(父亲任第一战区高级幕僚室主任)，李世璋到我家时恰巧叶剑英、李克农在座。李世璋非常高兴，他谈了正协助程潜组织长官司令部，他将出任秘书长兼政训处处长。李世璋对叶剑英说，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叶剑英站了起来，把我拉到李世璋面前说：“那好，就把这个青年交给你吧，让他跟着你上前线去。”叶剑英、李克农知道父亲极为好动，还劝他不要离开战区司令部，这样才能掌握全面情况，不为局部情况所左右。
南京沦陷前夕，我和二弟随外语补习所迁到湖南长沙岳麓山继续上课。1938年元旦刚过，三弟何康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我大吃一惊，因为当时不满15岁的他是福建马尾海军学校的学生。我问他：“怎么跑到这里来了?”他说，我和赖鉴、谭毓枢几个同学决定要上前线打日本，又低声说，我们要到延安去!我看着三弟瘦小的身躯和用刷了绿油漆的床单裹着的背包，两眼顿时模糊了。我们兄弟三个一起到了汉口。1938年2月，我随父亲到郑州，当了第一战区政训处处长李世璋的机要秘书。7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9月经组织安排，我奔向了延安。我的二弟何世平先我一步去了延安，三弟何康也在次年5月加入了共产党。我们当年在抗日烽火中走上革命道路，固然有严重民族危机的促迫，也确实烙上了家庭的特殊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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