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抗日战争史研究与中国社会进步
作者：汪文庆
部分，还是讲“两条路线”斗争。现在对皖南事变的研究更加充分了，大陆方面的档案基本公布了，有学者在文章中也运用了台湾收藏的相关档案。学术界基本认为，从国民党严格限制共产党在敌后发展这个大形势来讲，皖南事变发生有其必然性；项英对皖南事变的决策和临机处置都有重大失误；同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形势估计和具体指导也有不完全正确之处，也应负一定责任。
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迎来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学术高峰
一是同海外的学术交流日益增多，大大开拓了我们学术研究的视野。80年代中期，南开大学的魏宏运连续召集了两次抗日根据地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南京大学的张宪文1987年召开了一个关于民国档案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在国内召开的两次比较早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姑且不说其学术成果，重要的是把国际交流局面打开了，日本、美国一些著名的学者都来了。此外，为纪念卢沟桥事变50周年，刘大年带了几位中国学者到日本搞过一次高端学术交流，这也是比较早的。同时，国内翻译出版了不少国外相关著作，还创办了专门介绍外国相关学术成果的期刊。国外学者研究的角度、方法和我们大不一样，值得借鉴，给我们不少启发。
二是这一时期档案资料大规模对社会开放。当年我们在中央档案馆看的密级很高的资料绝大多数都已经公开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系统推出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年谱、传记和文集，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权威性的文献资料。军队有关部门组织编辑出版了大型史料丛书《八路军》和《新四军》，军事科学院出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二卷即关于抗日战争部分。各地党史部门出版了大量关于抗日根据地的史料。国民党方面的档案资料，留在大陆的，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出版了不少，留在台湾方面的，不少也向社会开放。其他专史，如“满洲国”史、日本侵华史等方面的史料也出版了不少。
三是社会重视，在人力、物力方面给予了很多支持。我们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是个纯学术组织，经费、办公场所依托抗日战争纪念馆，组织编辑的抗日战争史丛书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及北京社科联等单位资助出版。国家社科基金也在抗战史研究方面给予了不少支持。各省市区的投入都比较大，比如河北编辑出版的长城沿线无人区的史料，一共十几本，就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调查得到的。
同时，这也是研究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环境不可回避的课题。抗战时期的中外关系，是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历史地位的中心环节，自然在这一时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过去国内的历史文献过分美化苏联，完全否定美英的对华政策，这无疑是一种偏颇之见。实际上各国的对华政策都是从本国国家利益的主轴线出发的，苏联是抗战初期援助中国抗战的主要国家，但苏德战争开始后对华援助大为减少，并表现出大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美英在抗战初期对中国支持有限，太平洋战争后成为援助中国抗战的主要国家，都是和它们的国家利益和外交战略密切相关。坚持独立的民族战争，广泛争取国际援助，这是国共两党在国际战略方面的基本共识。
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国民党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这个政策我认为还是要否定，但是以前说国民党一味妥协也不准确，国民政府在此期间，特别是1934年以后对抗战是作了不少准备的。
关于国民党的军事战略问题，国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战”战略，是国共两党和军队的共识，基本上是应当肯定的。但国共两党也有原则性的差异。共产党着重于政治，改造社会结构，推动人民群众抗日，是完全意义上的人民战争；而国民党着重于军事，单纯依靠政府、军队抗战，忽略甚至限制人民群众。这就是抗战时期所谓的“抗战与民主”问题。
抗战初期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组织的一系列重大战役，总体方面是肯定的，但对于国民政府所实行的作战方针，学术界仍然存有不同的认识。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要注意当时的历史背景。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就提出来了，但如何进行持久战，一开始并没有统一的认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也是1938年5月才写成的。因此，抗战初期的一些具体的军事方针策略，是带有一定探索性的。事实上我党方面也是这样，大规模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是武汉陷落以后的事情。
1938年武汉陷落以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过去常讲，此后国民党就是“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从大趋势来讲没有问题，而对于“消极抗战”，学术界有不同看法。应该看到，当时国民政府基本上守住了一条相对稳定的战略防线，并组织了几次大的会战。
关于国民政府的战时社会经济问题，出版的成果不少，改变了过去一概否定的结论，肯定了国民政府建立战时经济体制、抗战初期沿海工业内迁政策对支持全国抗战、发展大后方经济的积极作用。对官僚资本、国民政府统制经济体制、田赋政策等的研究尚有很大分歧，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对于国民党在抗战后期的腐败问题，应该没有争议，确实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1944年豫湘桂战役后，陈诚接替汤恩伯任第一战区司令。前几年我在美国看到他写的回忆录。他提到了这一段，说到第一战区以后，分不清国民党军队到底是在组织作战还是在经商，从汤恩伯到各级指挥官都有自己的生意；军队与老百姓的关系坏到了极点。他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说，这样的部队怎能不败?罪证，90％以上的档案资料都没了；二是作为受害者的中国来说，由于社会文化程度低、组织化程度低，也没有多少文字资料留下来。因此，档案资料问题成为这一研究的最大制约。近年来在档案资料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则是这一研究最大的特点。具体来讲，我觉得有两点：一是大量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进行实地调查、取证。比如慰安妇问题，苏智良等人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基本上依靠社会调查，采访受害者、当事人、见证人，收集了大量资料，从而为研究慰安妇奠定了基础。二是大量收集国外档案资料，比如南京大屠杀问题。南京当时是国际大都市，有不少外国人留下了照片、影像、文字资料，也包括一些日本老兵的记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在这方面花了很大力气，花费重金到国外购买了不少档案资料，形成了规模。
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就可以对历史问题忽略不计。历史问题并没有解决，日本右翼势力讲的那一套自由主义史观，本质上是军国主义历史观，核心在于美化侵略战争，其要害是否定日本战后的和平发展道路，这不能不引起中国和亚洲各国的高度警惕。这种对待历史问题的荒唐态度，直接影响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影响亚洲的和平和稳定，也影响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度。比如日本积极谋求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亚洲各国普遍反应冷淡。为什么?根本就在于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联合国本身就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产物，日本作为主要战败国，在历史问题上不能取得亚洲国家的谅解和信任，怎么可能加入?
一是我们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主要是通过与台湾学者的交流、对话，在抗日战争的许多基本问题上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共识。90年代以后，台湾学者到大陆来的越来越多。我发现，随着台湾政治局势的变化，他们的观念也在变化。尽管目前还有很多分歧，但不是像过去那样只讲中共“游而不击”了，也承认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可以说，在国共共同抗日这个问题上，海峡两岸大多数学者之间是有了基本共识的。
第二，我们和其他国家，主要和日本的历史共识问题。根据我个人和一些日本学者接触来看，双方交流也不是很困难，在战争性质等重大问题上是能够达成共识的。比如80年代中期日本石岛纪之先生写了一本书《中国抗日战争史》，就比较客观。我看他并不是左翼政治家，只是一个一般的学者。近年来，中日学者的对话、交流取得了很多积极成果。现在，又由政府发起，由中日学者共同研究历史，进行对话、交流，相比民间交流来讲，要达成共识恐怕要困难一些，道路会很漫长，但总是一种好的趋势，我们期待它早日取得更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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