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南京慰安妇的血泪
作者：经盛鸿
城的中心，但不是商业繁华之地区，而是学校较为集中的文教区与官府集中的行政区，因而慰安所相对较少，主要有：
“鼓楼饭店中部慰安所”。位于城中心黄泥岗的鼓楼饭店。据黄泥岗44号老住户刘毅老人(1918年生)证实说：“我家对面有个二层楼的慰安所，叫‘鼓楼饭店’，里面都是日本女人。日本大军官来时，有人站岗；小军官来时，没有人站岗，一般晚上来的日本军人多。”鼓楼饭店老屋在1990年前后拆除。
“傅厚岗慰安所”。位于城中心鼓楼之北，中央路之左。现地址为高云岭19号。据童恩华老人(1923年生)证实说：“1937年我14岁，家住在玄武门。当时我就知道傅厚岗有日本人的妓院。因我姨妈家住傅后岗11号；我经常去姨妈家玩，看到廖家房子里有许多日本女人，穿日本和服。廖家房主当时逃走了，日军占据房子开妓院。”
城中部地区一带其他慰安所还有“珠江饭店慰安所”，位于珠江路；“满月慰安所”，位于相府营；“菊花水馆慰安所”，位于城东北部湖北路楼子巷25号；“共乐馆慰安所”。位于城东桃源鸿3号；“皇军慰安所”，位于城西铁管巷(现四环路)瑞福里；“上军南部慰安所”，位于城西铁管巷(现四环路)四达里。
四是城外郊区与浦口、江浦等地。这主要是因为有日军部队驻防在这些地区。而浦口一带是津浦铁路的终点站与日军“第二碇泊场”及“三井码头”、浦口战俘营所在地，更是集中了大量日军。因此日本军方或日侨娼业主在这些地区开办与经营了若干家慰安所。主要有：
“昭和楼慰安所”。位于浦口大马路7号，创办人久山卜，日本广岛县人。
“日支馆料理店兼慰安所”。位于浦口大马路3号，创办人沟边几郎，朝鲜人。
“一二三楼慰安所”。位于浦口大马路10号，创办人济道。
“江浦慰安所”。江浦县位于南京长江西北岸。日军在江浦县城及其辖下的汤泉镇等地建有多处据点。在这些日军据点近旁，日军方都设有慰安所，但慰安所较简陋，慰安妇人数也只有数人，专供驻防日军“使用”。如汤泉镇日军据点的慰安所中，在1945年初，有朝鲜籍慰安妇4人。其他日军据点也都设有类似的慰安所。
“汤山慰安所”。汤山位于南京以东的远郊区，有温泉，是著名的风景区与疗养地，又是南京外围的重要据点。驻防许多日军。日军当局在当地设立了几家慰安所。据经友发老人(1924年生)、刘幸福老人(1925年生)在2004年接受采访时说：“汤山的慰安所一开始在老街里，是地主袁广智的房子。袁广智在抗战发生后跑到四川去了。鬼子就把他的房子占下来做生意……慰安所是日本人起的名字，是为了‘安民’而搞的，让日本兵在休息天有个玩的地方。慰安所在老街办了两三年，后来搬到了高台坡的巷子里，也办了两三年。慰安所是日本商人山本夫妻俩办的。进慰安所，要在日本人手上买票，只有日本军人才能进去嫖，中国人是不让进的。”
日本军方对南京慰安妇的“管理”与摧残
由于南京的慰安所数目众多，名目繁杂，秩序混乱，事故频发，也由于要预防各慰安所向日军官兵传染性病，保护与提高日军的战斗力，日军当局十分重视对南京各慰安所的管理，制定了多项规章制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内容有：(1)卫生检查：各慰安所的床铺、厕所等需定期清洁消毒；慰安所的慰安妇都要定期接受性病检查；有性病者需治疗或驱逐。(2)使用规定：日军各部队官兵去慰安所的时间分配、费用价格、一次使用时间及必须使用避孕套工具等；有的日军部队还规定了到慰安所的“号牌制度”，在部队中特设“补给副官”，其主要使命就是安排、分发官兵去慰安所的出入证和号牌。(3)慰安妇生活管理：由日军宪兵严格检查监督，不许随便外出，不得与当地居民接触；所得收入上交日军军方；慰安妇若怀孕，则杀子留母；当危急时刻，日军要先杀死慰安妇，然后撤退等。
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者，无疑是那些成千上万的慰安妇。她们根本不被当做人，而只是日军发泄性欲的工具与奴隶，遭到日军官兵野兽般的蹂躏摧残。每个慰安妇一般平均每天要接待几十个日军官兵，多者要接待100人左右。慰安妇在这里饭吃不上，觉睡不好。有的只能在日军的腹下吃点饭团子；有的躺下去，就再也未能爬起来；有的被虐杀而死；有的不堪蹂躏自杀身亡。活着的，苟延残喘，没了灵魂，形同僵尸。若患有各种疾病或精神失常，则被赶到荒野等死。对于稍有不从或反抗的妇女，日军轻则施以饥饿，重则用军刀割其乳房、剁其手足，甚至让狼狗将她们一片片撕烂示众，借此威胁其他慰安妇。
一位南京民间学者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实地走访调查了22位曾被迫做过日军慰安妇的南京老年妇女，记录下她们的血泪史。
2006年4月，我们在汤山又找到了一位活着的中国籍慰安妇老人——78岁的雷桂英。她告诉我们，她于1928年生于汤山一个农家，不识字。约在1940年她12岁时就遭到日军的5次强奸。后来，她被住汤山的一家日本人夫妇雇去做保姆。当她到这家日本夫妇家后，才发现是被骗去做慰安妇。这家日本夫妇就是汤山高台坡慰安所的老板。当地老百姓称这家慰安所叫“大婊子院”，汤山还有一家“小婊子院”——另一家慰安所。雷桂英在刺刀与皮鞭下，每天要“接待”四五个日本官兵。直到日本投降，她才跑了出来。她已没有一个亲人。17岁她结了婚。但不能生育。医生检查后说，她被日本人搞坏了身体，永远不能生育了。她只得领养了几个小孩。最近，她的养子几经考虑，终于动员她母亲勇敢地站出来揭露真相。
朝鲜籍慰安妇的命运同样充满血泪。曾于1939年至1942年在南京利济巷2号“东云慰安所”做过3年慰安妇的朝鲜姑娘朴永心，在1939年8月她17岁时，被日方当局以招“女看护”为名骗到南京，送进利济巷2号“东云慰安所”。开始她不从，被日籍老板关进一间狭小的阁楼里，饥饿、吊打，最后被迫沦为慰安妇，受尽蹂躏与折磨。有一次她来月经，下身血流不止，但慰安所的日本老板仍要她“接待”一个日军士兵。她不愿意，那日本士兵竟拔出身上的佩刀，向她的脖子上猛然捅去。她惨叫一声，鲜血飞进，跌倒在地。幸亏慰安所的中国杂工急忙把她送到附近的一家中国小诊所包扎急救，才逃过一死。
日本籍慰安妇的命运也十分悲惨。刘聚才老人向我们讲述了发生在南京下关一家慰安所的一个惨痛故事：有一个日本军人去那家慰安所，他所叫出的慰安妇的号头正好是自己离别多年的妻子。夫妻两人抱头恸哭，最后双双自杀。
南京的慰安妇们除了在南京的慰安所中遭受种种非人的摧残与折磨外，还有许多更不幸的慰安妇被日军当做“军需品”，秘密押往中国与海外的其他战场，供那里的日军部队蹂躏。1944年六七月间，云南的中国军队反攻怒江西岸，俘虏了4个朝鲜籍慰安妇，其中就有那个曾经在南京利济巷东云慰安所中生活过三年、后被送往滇西的朴永心。当时她已怀孕几个月，腹部隆起，在激烈的逃生路上下身流血不止，生命垂危，被中国军队送到医院抢救，取出死胎，战后被送回朝鲜，摘除子宫。她再也不能生育。她也没有结婚。她从孤儿院收养了1个小孩，在艰难中活到了80多岁，活到了21世纪。我们南京学者与日本学者经过数年的共同努力，在平壤找到了这位饱经沧桑血泪的老人。我们还在云南找到了她被日军强迫拍下的裸体照片；在南京查证了她当年被蹂躏的利济巷东云慰安所旧址。2003年11月，我们将这位老人先后接到了南京与云南。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说：“我的人生太苦了，几本书也写不完。”
日本侵略军实施的慰安妇制度，是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上罕见的野蛮暴行。它长期地、公开地、有计划有组织地胁迫成千上万的多国妇女充当日军官兵的性奴隶与性工具，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残忍、野蛮与暴虐。这是已被历史钉在耻辱柱上的铁的事实!任何人妄图否定日本侵略军实施的慰安妇制度及其罪恶，都是永远不能得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