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黄镇在文化部平反冤假错案
作者：范中汇 刘海风
我这“三名三高”的人物重登舞台，只让我做一些杂务。所以我的希望竟成了奢望。因此我的心情非常苦闷。一次，黄部长召集了一个会议，我被邀参加了。会上黄部长和我坐在一起，问了我一句：“你还练吊嗓子吗?”这一问，使我感到突然，一时不知怎样回答。他临走时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说：“你应该继续练声。”
话虽不多，但对我的震动很大。那时，我已10年未唱了，因为一直没有恢复我演出的指示，根本不敢再练唱，恐怕担上“复辟”的罪名。如果不是黄部长说起，我是连想都不敢想的。我感到他是在支持、鼓励我。他理解演员的心情，知道我心里深深埋着痛苦。一个演员，从幼年开始学戏、演戏，几十年如一日，生活在舞台上，生活在观众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党和人民把我们当成“人类灵魂工程师”。我们同广大观众之间，已经结成一种不可分离的血肉关系。我绝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风暴刮起来后，这些都成了十恶不赦的“罪恶”，由于受到观众喜爱欢迎，就被打成“三名三高”的罪名。尽管经过无数次的批判、斗争、检查、认识，我在思想上却永远也想不通，因而被剥夺了演出的权利。这是我心灵上的创伤、最大的痛苦。听到黄部长这短短的却是充满理解的话，使我才萌生了一线希望。
就在那次会议不久，黄部长为恢复我的演出，冲破层层阻力，做了很多工作。在几次会议上。他都鼓励我说：“君秋同志，你在京剧表演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一定不能放弃。你要继续练唱。我要继续为你争取一切机会。”
我知道，他是在为我进行着各方面的疏通工作。他为了稳妥起见，采取了一个措施，即要我先在院校做“内部示范”演出，再就是录些资料，留给后人。就这样，1978年，我终于恢复了舞台生活，在中央音乐学院礼堂演出了《望江亭》。黄部长也亲自来观看我演出。这虽然是一次内部演出，在当时情况下也是很不容易的事，如果不是黄部长的胆识，是做不到的。我终生不能忘怀。我与黄部长并不熟识，更没有私人关系。他是在贯彻落实党对民族文化的政策，也体现了党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关怀。我把这次演出，看做我第二次艺术生命的开始。而这个艺术生命，就是黄部长代表党所给予我的。
张君秋这段观察细致入微的回忆，让现在的人可能感到匪夷所思，但却是“四人帮”在文艺界推行的极左路线流毒之深、影响之广、危害之大、清除之难的真实写照。
继张君秋恢复舞台演出后，一批深孚众望的老艺术家，在黄镇和部党组积极落实党的政策的鼓舞下，陆续重新走上了舞台。而在年轻一辈的文艺工作者中，一大批被打成“黑尖子”或以某种莫须有的罪名被错整的青年演员，也都迅速得到政策落实，获得艺术新生。荀派传人、优秀京剧表演艺术家孙毓敏，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孙毓敏，解放那年才9岁。1959年毕业于北京市戏曲学校，师承“四大名旦”之一荀慧生，是荀大师晚年的得意女弟子。“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与一华侨青年恋爱，被诬为“里通外国”，并被揪斗、下放，无奈跳楼自杀，腰、足摔成重伤，瘫痪两年。后经艰苦锻炼，终能依靠顽强的毅力重新站立，学会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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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夏，远在河南郑州的孙毓敏听说黄镇每星期六专门接见文艺工作者、干部和群众来访，便写信要求部长接见。没想到很快就接到黄镇的秘书复信，说部长很愿意见她，当面听听她的申诉和要求。她接信后，迫不及待地赶到北京，在办公室里，黄镇与她亲切交谈了20分钟。就是这20分钟，用她自己的话说：“黄部长短短20分钟的接见，扭转了我的后半生，使我得以从‘阴沟’里爬出来，重新抬头做人。”孙毓敏在她的文学自传《含泪的笑》一书里专门辟了一节，叫做《黄镇部长的接见》，黄镇1989年12月去世后，她专门写了悼念文章《怀念恩人黄镇部长》。她在她的自传和文章里作了如下深情的回忆：
我是在李万春之后被接见的。从1000多封来信中，我有幸受到安排。……黄部长慈祥宽厚的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见部长平易近人，心里便踏实下来，按照早已背熟的程序，简明扼要地介绍自己的身世和遭遇。说到流派区别时，我就连说带唱，用梅派和荀派作对比，逗得他哈哈大笑，连说：“有意思!有意思!”
当我说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屈致残的经过时，他感慨地说：“啊!这么年轻，吃了苦了，不容易!”接着，我又讲了自己对京剧事业的愿望和要求。他痛快地说：“好啊!正巧北京9月份有一个京剧流派会演，你可以来演一演嘛!”
“我能来吗?”我赶紧叮问。
“你来好了!”他笑着说。
“那太好了。可是我听说像《红娘》这样的老戏算是黄色的，恐怕不能演吧?”
“不!《红娘》是古典名著《西厢记》中的嘛，怎么不能演?可以演。”
“那我就演《红娘》，定下了!”
“你先回河南，我们会通知你的。”
临走时，我把师娘托交的《荀慧生剧本选》和《演剧散论》两本书亲手交给黄部长，请他抽空看一看。
其实当时的我，连走路还走不稳呢!跪也跪不下，圆场也跑不动。但非凡的信任，给了我无穷的精神力量。我急忙回到河南，苦练了两个月，终于练出了舞台上所需要的“遮丑法”，使长短不一的残足暂时适应了舞台的需要。
1978年9月，孙毓敏又来到北京，以50分钟的《红娘》首次与阔别12年之久的首都观众见面，创造了瘫痪病人重登舞台的奇迹，重新开始了一年连演150场左右的舞台生涯。此后，她一直非常努力，取得了许多成绩和进步，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还担任了中国戏曲学院院长。但她把这一切都归结为离不开黄镇部长那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接见。这不寻常的“20分钟”，成了她一生坎坷经历的转折点。
在黄镇当时亲自抓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中，类似以上的事例真是不胜枚举。
推翻“旧文化部”错案，
解放被禁锢的文艺作品
在平反冤、假、错案中，除了大量的涉及到人的案件外，还有三种，即涉及文化机构的，涉及文艺作品的，涉及事件案件的。
涉及文化机构的，莫过于“旧文化部”大错案。1979年2月28日，文化部党组作出决定，并报经中央批准，公开为“旧文化部”大错案彻底平反，明确宣布：“解放后17年文化部的工作，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在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下，是积极执行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艺路线的，文化艺术各个领域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广大文化艺术工作者和文化艺术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根本不存在一条什么‘文艺黑线’，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同志为代表的所谓‘黑线人物’问题。”“凡是受到所谓‘旧文化部’、‘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文艺黑线’这些大错案的牵连，受到打击、诬陷的同志一律彻底平反，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统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