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我信天总会亮”
作者：魏小兰
1955年底，组织决定对沙韬的工作进行调动，这也是康生向组织提出的要求。但由于康生同时强调，沙韬不能留在北京、不能进中央机关及要害部门，部领导无奈，只好将沙韬调往甘肃。当时我父亲（时任干部局局长）等建议要对沙韬采取保护措施，所以未把康生编造的所谓沙韬“有政治问题”的材料转去。沙韬到甘肃工作后将名字改为张韬，他原名就叫张韬，所以也是恢复本姓。在甘肃工作期间，沙韬的情绪从某种压抑感中解脱，工作起来渐渐感到心境宽松、愉快。
牢狱之灾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康生趁机培植亲信，纠集造反派势力，给沙韬罗列了“特务”、“罗瑞卿的走狗”等罪名，对他进行迫害。1967年8月上旬，中调部的造反派抄了部干部局的档案室，从保险柜中拿到有关“沙韬问题”的档案，将此交到部造反联络站，联络站的人又将这些文件作为绝密文件送到康生手里。8月17日，沙韬被人强行挟持到其工作单位的一间空屋内，被打得遍体鳞伤，随后被非法关押，失去人身自由长达8年之久。
在沙韬受政治审查及在甘肃工作期间，鉴于他本人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中调部领导遵循对党的干部政治生命负责的原则，对沙韬始终给予保护，从而得罪了康生。1967年8月底，康生召见了中调部罗青长和我父亲等人，用了5个多小时的时间对他们“训话”，大骂，你们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包庇地主、特务、“三反”分子沙韬。你们是我培养的人（康生当时负责中调部工作，包括干部任免——作者注），却站在我的对立面：刘少奇的批示向我隐瞒，还背着我重用沙韬。我算弄清楚了，你们是修正主义黑线上的人，中调部的领导是反党集团，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当时我父亲实事求是地讲了沙韬的情况，并说“沙韬没有问题”，康生便骂我父亲是“坏人”。为此，我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戴高帽、游街、示众、批斗达300多次。尽管如此，以后每当提起“沙韬事件”，我父亲便会这样说：“共产党员不能说假话，瞎编出来的东西硬要我承认，我做不出来，打死我也做不出来。”后来，沙韬叔叔曾对我说过，“你父亲始终坚持‘沙韬政治历史清楚、品质好、没有问题、是好同志’的公道话，尤其是在逆境中。”杨尚昆、罗青长、凌云、毛诚等人也因“沙韬事件”受到牵连。被“沙韬事件”牵连的人还有安子文、罗瑞卿、谭震林、李克农、习仲勋、黄火青等。
1969年，曹轶欧给康生写报告，把沙韬的问题上挂到刘少奇、杨尚昆、罗瑞卿、安子文、饶漱石等人的问题上，并指出，沙韬的问题也与中调部领导的“问题”有关。这样，沙韬的问题便被定性为属于党的最高领导内部的“反革命叛徒集团”的“阴谋问题”。康生在曹轶欧的报告上做出意思相同的批示，并说中调部领导跟随刘少奇在以往对沙韬问题的处理中，采取了包庇态度，他对中调部将沙韬的职务予以提升的情况（甘肃省组织部副部长）表示不满，还鼓动中调部领导揭露刘少奇等人的问题。康生夫妇背着中央，在甘肃、吉林、中调部设立了三个沙韬专案组，并亲自出马，具体过问专案组的人事任命、工作计划、工作步骤、调查情况的编写等。康生曾授意甘肃的沙韬专案组：一定要“攻下”沙韬。他们强加给沙韬的罪名也越来越多，什么“蓝衣社特务”、“假党员”等。
在狱中，他们还逼迫沙韬反复交代问题，如调任秘书的内幕是什么？与李克农的特殊关系是怎样的？曾接受过李克农所布置的特殊任务是什么？为什么偷拆康生、曹轶欧的信？为什么监视康生？为什么害苏枚？与饶漱石有什么密谋与勾结？罗瑞卿、谭震林如何指使你迫害康生？怎样与山东分局副书记（傅秋涛）一起谋害康生？你要揭发后台刘少奇，等等。他们还按照康生的意志修改沙韬的日记，逼迫沙韬重抄这本已经修改过的日记，想依据被修改过的沙韬日记与笔记的手抄本（如增加了饶漱石与沙韬“密谋对付康生的对话”等等），达到他们落井下石的目的，而沙韬原来的真实日记则石沉大海，直到后来沙韬平反后仍未归还。
康生对沙韬等人的迫害是他20世纪50年代某种心病的彻底暴露与释放：康生对沙韬的怀疑，从客观视角上看，始终是子虚乌有的事，但他始终不能化解以至放弃这种不符合事实的揣测之心，由此转化为一种变态心理，即像我父亲所说：“这桌子上原本没有茶杯，偏偏说这桌子上确实有一个茶杯”，甚至“有时还会把桌子上的杯子说成是茶壶。”
1971年12月至1973年7月，沙韬在狱中曾8次写信给毛泽东，申诉自己的冤情。当时，他只有一支别人送给他的笔（为此，沙韬在出狱后一直未忘这位好心人——作者注），他只能用报刊的空白处和卫生纸写字。在信中，他曾说：“我的案子很大，为什么扣压，不让您知道？”“他们说我的主要问题已查清，但我的问题先不给定，让我等着；还说，我写什么材料由我，转不转，转给谁不由我，说因为我已没有党籍，没权利反映问题”；“他们说不能放我出去，怕我上北京告状”；“他们究竟欲求什么？他们这样做更深的用意是什么？我做交代、做检查已有十几年，我的问题究竟在哪儿？是什么……毛主席啊毛主席，我有冤不能伸，我冤、冤、冤……”作为西北汉子，沙韬性格中有倔强的一面，他把“近8年的囚徒生涯”看做是“没有硝烟的战场”，面对“康生、曹轶欧专权下的暴行”，他“凭借事实，凭借真理”与之抗争，哪怕把牢底坐穿，也要与“窃居我们党内崇高地位的野心家、阴谋家康曹夫妇”“顽强抗争”（引号内为沙韬语——作者注）。年过半百的沙韬在狱中已不指望自己还能活着出去，但是不把自己的冤情大白于天下，他死不瞑目。正是靠着这种宁死不屈、坚忍不拔的精神，沙韬于1975年5月17日出狱。沙韬叔叔曾对我说：“我有幸活着出狱”，说明“冬天总会过去”。
“我信历史最公平”
1977年10月24日，中央批文：康生、曹轶欧等人制造的张韬案件纯属冤案。经过反复审查，张韬政治历史清楚、无问题。过去强加于张韬的诬蔑、不实之词一律推倒，有关材料予以销毁。在张韬案件中，张韬长期蒙受不白之冤，在政治上、精神上受到种种折磨与迫害，但面对康生、曹轶欧等人的无情打击与摧残，张韬一直坚持向党中央反映事实真相，这是正确的做法。就此，“沙韬的问题”得到彻底平反。
1979年3月，中央决定派沙韬进入中纪委的“康生专案组”，负责调查康生在中调部的问题。1980年10月，中央宣布开除康生的党籍，撤销对其所做的《悼词》。198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康生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在党纪国法的公正审判下，康生、曹轶欧“带着沉重的孽债去见阎王了” （引号内为沙韬语——作者注）。提起往事，沙韬总是说：“我信天总会亮”，“我信历史最公平”。
（责任编辑 刘荣刚）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