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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设》编辑生涯拾零
作者：谭家健
工作，《思想战线》筹备继续进行。人们忙忙碌碌组稿、改稿、访谈、设计、编排……某些敏感的访谈对象，已经不无根据地暗中焦虑。
1976年初周恩来总理逝世后，“批判右倾翻案风”越来越紧张。不知何处传出上海《学习与批判》的人说，要把《思想战线》扼杀在娘胎里。编辑部不寒而栗。清明节前后，天安门广场出现盛大的悼念周总理的群众活动，遭到镇压，并宣布：事件的总后台就是邓小平，撤销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以观后效。接着进入全面批邓的新阶段，来势之猛不亚于“文化大革命”初期。但是，对“四人帮”来说，当务之急是彻底清查四五运动的“反革命分子”；至于对筹备《思想战线》之类的问题的处理，似乎暂时还没有排上日程。可是编辑部的个别人按耐不住了，闻风而动，一而再、再而三贴大字报；狠揭胡乔木、林修德等为邓小平“争夺舆论阵地”、“篡党夺权”的“阴谋”，强烈要求工宣队第三次进驻学部，并与《人民日报》及姚文元班子取得了联系。然而，编辑部以及全学部的人已经不太感兴趣，除了考古所一两人外，几乎无人附和。在外地，据说也有人揭发：胡乔木通过林修德派林英等到福建为邓小平收集情报云云。不过，在一片惶惶不安之中，这份没有出世的刊物，真的被扼杀在娘胎里了。
借调《红旗》杂志
1976年10月上旬某日，在学部开水房门前，文学所的刘士杰神秘地跟我耳语：“有四个家伙被抓起来了!”我忙问：“哪四个?”他更低声地回答：“王、张、江、姚。”
果然，消息不翼而飞，人们奔走相告：“四人帮垮台了!”北京乃至全中国立刻沸腾起来了。随即迅速开展控诉和揭批“四人帮”的滔天罪行，审查和肃清他们的帮派势力。
《红旗》杂志是重灾区，工作人员全力投入清查运动，日常编辑人手不够，乃从学部借调。原《思想战线》约一半的编辑加上学部各所抽调的，约数十人，从1976年11月起，参加《红旗》部分工作，分在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学科教等组。文教组成员主要有陈煜、张炯、苏醒、陈素琰、刘再复、童天湘(诗人田间之弟)和我，原《红旗》杂志的何望贤也部分时间看稿编刊。
《红旗》杂志原总编辑是陈伯达，副总编辑有胡绳、邓力群等许多位。自从陈伯达倒台之后，未设总编、副总编。编辑部有五个人被姚文元每月(当时是月刊)召见一次，面授机宜。这五人并没有正式职务，实际上相当于领导小组，理所当然成为审查对象。
文教组内各有分工，陈煜和张炯实际上是正副组长。陈煜1959年毕业于北大西语系，留校，后随冯至到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当学术秘书，精明能干，理论修养、文字水平、分析概括能力和待人处世经验，均属一流。张炯、陈素琰负责现当代文学和文艺理论，刘再复当时抓关于《红楼梦》的文章，苏醒、童天湘和我负责科学、教育方面的稿子。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事情多时就不分彼此了。《红旗》的编务比《新建设》要求更严格，修改加工更多更细。现在想起来由我主要负责的文章有以下几篇：
关于杨乐、张广厚的稿子(发表于当年第4期)。他俩是数学界的两颗新星。我和苏醒一起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党委了解情况，核实材料。出乎意料的是，数学所下辖各研究室均设一名专职党支部书记，竟是工宣队的老工人留任，对数学研究完全不懂，根本讲不出所以然来，很难想像他们如何展开工作。数年之后，从报上得知，张广厚任数学所的党委书记。
为配合全国科学大会，编辑部向钱学森约稿。不久寄来，竟是铅笔写的。通常情况，印《红旗》内部稿的印刷厂的工人师傅最讨厌铅字稿，这次特别，排印速度超常。由我在文字方面加工之后，送到国防部(北海公园北面)钱老的办公室，当面请示。他看过之后，立刻签字同意(发表于当年第7期)。钱老当时是国家科委副主任，负责尖端军事科学的高级专家，进入他的办公室并无神秘感，谈话平易、随和。
为纪念地质学家李四光，特约地质部写作组撰稿。三易其稿，未达到要求。何望贤要我在不变动基本观点的前提下放手修改。为此，我突击阅读了一些资料，还专门到李氏旧居(白石桥附近)采访他的秘书，而后重新调结构，斟酌文句，终于通过(发表于当年第11期)。
也有改稿而效果不好的。胡乔木主持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交来一篇批判“四人帮”的稿子。总编辑王殊(曾任驻联邦德国大使，后调外交部，这时兼任中央宣传工作五人小组成员)亲自动笔修改，并派我到政治研究室转达他的意见。进了中南海，在研究室门厅里遇见一位老者，要我把稿子交给他。我说还要跟执笔人冯兰瑞面谈。谈完后冯兰瑞告诉我，刚才那位是胡乔木。过后得知，胡乔木对王殊的修改很不满意，把稿子交给《人民日报》发表了。看来不是文字问题，而是基本观点有原则分歧。
1977年冬，学部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任院长。我和张炯出差成都、重庆、武汉，为《红旗》组稿，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了解学术界情况。在成都，访问了四川省文联主席沙汀(半年后他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马识途(后来他接替沙汀任省文联主席)。在重庆，与西南师范学院教师座谈，为首的副院长方敬，是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的妹夫。在武汉的座谈会上，见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冯天瑜。他原来是教生物的中学教师，“文化大革命”中因“批孔”而出名。后来辞官，到武汉大学当教授，成为中国文化史专家。各地的座谈会上，大家批判“四人帮”群情激昂，但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仍受“两个凡是”的束缚。真正的思想开放，暂时还谈不上。
1977年12月，我告别《红旗》杂志，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张炯、陈素琰、刘再复继续借调一年，后来都回到文学研究所。不久《新建设》正式解散，人员各奔前程，各得其所。
责任编辑 谢文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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