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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五大召开的前前后后
作者：李 颖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首席代表罗易，他在中共五大上起了主要的指导作用。我们姑且称之为“主导”作用。
罗易是1927年2月到达中国广州的，4月2日到武汉。他来中国的主要使命，是贯彻1926年底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所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该决议案着重指出：帝国主义已采取分化革命阵营的新策略，大资产阶级将不可避免地脱离革命；目前，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重点是土地革命；中国革命的前途有可能向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无产阶级应竭力争取革命的领导权；革命军队是中国革命极重要的因素，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
罗易认为，虽然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决议早就传到了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27年1月做出了接受国际决议的决定，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也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推动下通过了体现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土地精神的决议案。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所执行的政策，与共产国际的决议精神都相去甚远。而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没有很好理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新提纲”，“仍旧受到自己的旧政策的束缚，无法执行时局所要求的新政策”。在这种“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罗易认定自己的使命，便是“说服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符合共产国际提出的新路线的决议”。
果然，罗易通过中共五大，基本实现了共产国际和他自己的主张。相反，时任党的总书记的陈独秀在大会上的表现，却直接受制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
罗易在中共五大上先后发表了五次讲话。陈独秀报告后的第二天，罗易代表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长篇讲话。他对陈独秀报告中提到的所有重大问题重新进行了阐述。因为，在他看来，“陈独秀主要是报告过去的工作，对于未来既不分析，也不指明前途。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与中共中央联席会议就党的新路线提出的一些问题，陈独秀根本没有答复。陈独秀在报告结尾部分说这些问题还有待讨论，从而回避解决问题”。而罗易的讲话则弥补了陈独秀报告中的不足之处，明确指出了党应当遵循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这样，中共五大实际上不是围绕陈独秀的报告，而是围绕罗易的讲话进行讨论和作出决议的。
5月4日，罗易在五大上作了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决议案的报告，并发表了题为《国民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演说。次日，罗易又作了题为《非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长篇结论性发言。随后几天，大会集中讨论通过各项有关决议。5月9日，大会结束，罗易又在新选出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发表题为《布尔什维克的党》的讲话。
与之相反，“独秀在五次大会中的政治报告，其大纲是鲁易(罗易——引者注)规定的”。陈独秀的任何主张都与共产国际代表直接见面，且直接受制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罗易等对同一问题看法不同，又都以国际路线为依据，这种情况又使陈独秀左右为难，无所适从。陈独秀并不是大会的实际操纵者，也没有心悦诚服地接受共产国际的决议和罗易的主张。
上述事实表明，虽不能说罗易包办了中共五大，但罗易在中共五大所起的重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是五大的实际操纵者。共产国际和罗易的主张在中共五大上得到了彻底的贯彻。罗易在5月5日的结论性发言中表示：“我对于共产国际的决议案在这里既没有遭到反对也没有引起严重怀疑表示满意。”
陈独秀在中共五大上连任党的总书记
尽管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对中共五大的评价各异，但争论中却有一个相同的论点，即陈独秀在中共五大上继续连任是历史的错误，是革命的憾事。似乎如果陈独秀在五大上不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右倾机会主义就不会统治全党，大革命也不会失败，至少不会失败得那么快。
问题在于，中共五大召开以前，“在中央委员会和全党”已经形成了“反对机会主义领导的反对派”，即“针对陈独秀的反对派”，为什么五大上反对派没有取代陈独秀?事实上，陈独秀在中共五大上的连任，是共产国际和中共合力作用的结果。
首先，陈独秀的连任是共产国际的意愿。实际上，共产国际早已对中共领导人陈独秀颇为不满。正如中共五大刚结束后罗易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和斯大林的书面报告中所指出的，近两年中国共产党有了巨大发展，但“领导未能同党的成长壮大齐头并进，它是软弱的和机会主义的。一些老的领导人(陈独秀、谭平山)与其说是共产党人，不如说是国民党人”。罗易甚至说陈独秀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共产国际不是没有考虑过撤换陈独秀的问题。据郑超麟回忆，中共五大期间，私下里曾听一位刚从莫斯科回来的人说，“莫斯科有个决议，要撤换陈独秀，找一个与国民党接近的人作领袖”。
但是，中共五大临召开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通过“会议讨论”和“同个别同志私下谈话”，确信：关于中共党内“存在领导危机的一切论断现在都是危险的，议论撤换领导就更危险了”。结果众所周知，陈独秀在五大上还是连任党的总书记。对此，最合理的解释是：除了陈独秀，当时共产国际还没有找出更合适的人选。正如罗易指出的：“现已查明，不存在渴望充当新领导的成熟的新核心。”他认为，中共五大“选出了在目前情况下尽可能好的领导”。可以说，中共五大选举陈独秀连任总书记，仅仅是共产国际代表间寻找的一个缓冲人物，其去留并不取决于其人威望或是否同意中共五大决议，如同后来鲍罗廷要陈独秀“不视事”，八七会议时罗明纳兹坚决不让陈独秀参加一样，都取决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旨意。
其次，陈独秀的继续当选是由中国共产党的现状决定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一是瞿秋白等人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但在中共五大全体代表中，对右倾错误的严重危害性还认识不足。据李立三回忆：由于鲍罗廷和罗易的“动摇”，“党内反机会主义的重心更薄弱了，所以五次大会中反机会主义的坚决分子，就是秋白也稍稍动摇。五次大会中，国际代表的报告主要是反对‘西北学说’，对于中国党的机会主义则说中国党从斗争中生长起来的，他不会发生机会主义，因此在会议中更把反彭述之主义的力量减轻”。二是陈独秀是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社会上仍有较大影响。正是这个原因，会前和会中“带头同陈独秀、彭述之斗争”的瞿秋白，尽管眼见着主持会议的陈独秀“不让代表们讨论”他的意见，但“还是维护陈独秀的领袖地位，没有点他的名，只是批判彭述之”。瞿秋白在五大上对陈独秀的态度在中共内部具有很大的代表性。三是当时党内确实还没有各方面综合实力超出陈独秀的领袖人物脱颖而出。正如陆定一后来回忆的那样：“当时党内还没有更孚众望的人物，只好由他(指陈独秀——引者注)继续领导全党。”
可见，陈独秀在中共五大继续当选为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内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总之，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中共五大无论是它的积极贡献，还是它的局限和不足，都为中国共产党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提供了借鉴。
责任编辑：李树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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