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学雷锋活动是怎样兴起的

作者：彭定安

告文学。这些自然都以“众所周知的原因”被婉拒了。
　　从此，我与雷锋报道以及雷锋，就不再有任何关系了。而我的那位“合作者”不断进步，成为宣传雷锋的首创者和功臣，并从此改变了人生道路，得到美好的前程。这是后话了。
　　《永生的战士》发表并引起巨大反响后，《中国青年报》于2月5日予以转载。他们作了编辑处理，略微删去一些内容，把作者名移到文末括弧里。不久，《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几位同志写信请毛泽东题词。毛泽东收到信后，多日未曾题写。一天毛泽东午睡醒来，秘书提起题词事，他便提笔来写。秘书本已起草了几个题词，他看了不满意，便自己提笔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
　　3月5日，全国报纸发表了毛泽东的题词，一场学雷锋活动于是在全国兴起。
　　
　　“笑着向历史告别”
　　
　　这期间，我与“合作者”失去了任何联系。我依旧当一名隐形人，“埋头工作，低头做人”。
　　过了不到三年的“安静生活”，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7月，我就被违背事实地以“炮制‘辽宁的《燕山夜话》”’的罪名揪了出来，成为辽宁日报社第一个被揪出的“牛鬼蛇神”。我承受从一楼到三楼铺天盖地大字报猛轰的巨大压力；我忍受诛心之论和无限上纲批判的冤屈，遭受种种人身攻击和造谣诬蔑的屈辱。在这种心之深疼、生不如死的时候，那篇《永生的战士》的雷锋报道，像一盏明灯，照亮我灰暗的心，抵御了结束生命求得永宁的“死的诱惑”。我想，雷锋这位伟大领袖肯定和树立的典型，是绝不会倒的；在运动后期处理问题时，讲究政策，这应该是我正面得分、争取“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好结果的最有力证据。
　　可是，正在此时，却出现了几张足可致我于死地的大字报。第一张是顶天立地的大“大字报”，题目是：《(永生的战士)是一株不折不扣的反毛泽东思想大毒草》。内容说：雷锋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但彭定安却篡改成什么“永生的战士”；《永生的战士》还恶意宣传雷锋是“伟大出于平凡”、“小事铸就的英雄”，这是明目张胆地宣传刘少奇的“吃小亏占大便宜”的黑货，等等。接着是第二张大“大字报”：我的“合作者”的严正声明。他说，《永生的战士》发表前，他一无所知，是彭定安斗胆包天盗用了他的名义!接着是第三张大“大字报”，据某红卫兵组织访问沈阳部队领导，他们提出抗议，认为“《辽宁日报》走资派让彭定安采写雷锋事迹，是对毛主席的好战士的极大侮辱!”
　　这一系列炮轰，不仅把我心中那盏自以为是“不灭的明灯”彻底地掐灭了，而且粉身碎骨了。但这也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吧，既然如此，夫复何言?而且，“走资派”一大批在那里，我“不孤立”，等待命运宣判的人多得是，心倒解脱了。
　　以后，从1969年到1978年，我全家在内蒙插队十个年头。回城后，我要求转到辽宁社会科学院工作。1979年辽宁省召开文代会，我与我的“合作者”正好分在同一个组，他是召集人，但我们已经互相认不出了。我想，他是召集人，只要他一主持会，我就认出来了。果然，他一宣布开会，我就断定他是谁了。我们竟是紧挨着坐的。于是，我悄悄地对身旁的人说：“你是某某同志!”他回答说“是”，我又说：“我是彭定安。”他猛然瞅我，说：“你吃苦了。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助吗?”我说：“没有。谢谢!”我们的对话就此结束。
　　此后，我们也没有什么联系。1994年整党期间，一天，忽然来了两位外调的校级军官。他们向我提出，在部队整党期间，有人提出，我的那位“合作者”使我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严重迫害，是否如此?我回答说：“我在他提出抗议声明以前，已经被揪出来了。他的大字报的确使我的‘罪行’加重，但那只是‘雪’上加的‘霜’，并不是仅仅因为他的声明，我就受到迫害了。”我的回答，使两位军官颇为感动。他们说，如果我对问题是肯定的回答，那么他是否可以重新登记，就成问题了。他们问我是否可以写一证明材料。我回答可以，并立即写了证明材料。他们高兴地走了。
　　1990年，《辽宁日报》高级记者、著名作家李宏林为了替我正名，特意安排在他主持的一次辽宁新闻界电视文艺晚会上，由他出面采访，我和我的“合作者”再次合作，共同回答关于雷锋宣传最初情况的有关问题。我们诉说往事，握手言欢，“笑着向历史告别”。
　　
　　责任编辑：汪文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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