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清史人生
作者：佚名
我介绍给胡适，后来胡适把我找到他家里去谈话。所以他认识我，也知道我是功课比较好的学生。我后来搞学生运动，办学生图书馆，因为他们知道我跟胡适认识，让我去跟胡适交涉要房子。胡适那时对我很不满意，因为我参加学生运动。
记者：他反对?
戴逸：他反对学生运动。他说你要好好学习，不要参加这些学生运动。你要看书，北大图书馆书不多吗，干嘛还要搞一个图书馆。我说北大图书馆的书不行，没有进步的书。后来我就跟他顶起来，他很不高兴。但是后来我被抓进去，他却帮了很大忙。当时我已经被带到特种刑事法庭。郑天挺就跟胡适谈，戴秉衡，当时我不叫戴逸，我叫戴秉衡，被抓进去了。胡适赶忙写了一封信，跟他们厅长说，这是个好学生、优秀学生，跟共产党没有关系，我可以保证，我保释他。由于胡适当时在国民党里的声望，所以我在被审了两个多钟头后就被保释出来了。
1948年深秋，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戴逸被送到解放区。在古城沧州填写表格时，接待人告诉他：“改个名字吧。以免有事连累家人。”他略一思索。说：“我是逃出来的。就叫戴逸吧!”
记者：您说您佩服很多历史系的老师，为什么最终您选择了清史作为一生的研究方向?
戴逸：这个有许多偶然性。我到解放区以后，开始搞的是党史，但是那时候刚解放，各种老师都非常缺。当时我在人民大学，有一位近代史的老师刚好调到北大去，他的课没人接了，所以要有人接。这是组织分配的任务，也是一种机遇。
“史德是最重要的”
大概没有人会想到，这位学富五车的儒雅学者。居然曾经当过猪倌。
“文化大革命”中，戴逸在将两吨重的书籍卖给废品站后，去了江西余江的五七干校。被分在二连养猪班。他的任务就是喂20多头永远也喂不肥的“老头猪”。
与戴逸一起当猪倌的都是国字号的“反动学术权威”，他们每天挑泔水、起猪圈、煮饲料、值班守夜，同时还要开展革命大批判。为了让这些“老头猪”长肥，戴逸买来多本《养猪指南》。无奈的是，这个史学家猪倌虽然看了很多书，还是没有把猪养肥。
不过，命运的坎坷没有让戴逸放弃希望，他的生命似乎就是为了在新世纪编纂《清史》而存在的。
记者：近年来，有关清史的电视剧越来越多，越来越受欢迎，但同时也最受争议。对电视剧里关于历史那些戏说，您是什么态度?
戴逸：有些戏说没有必要。我看《戏说乾隆》，觉得除了乾隆的名字是真的，所有的都是假的。这不是个历史剧，它仅仅是娱乐片。好在名字就叫“戏说”，人家也不会去误会。
记者：但是对这种“戏说”，您是一个容忍的态度还是比较反感?
戴逸：我是比较容忍的。我觉得戏说是艺术片、娱乐片，能给别人欣赏也就行了，我不指望赋予它什么功能。
记者：但您也不否认文艺作品要对社会负责。
戴逸：是的，要尽可能地保存真实，特别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不要去虚构。因此我们要编清史，希望对历史有个更正确的判断。说到修史，我觉得做史和其他的学问都不一样，它还有一个人格的问题，坚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更要不畏强权，也不随潮流。
记者：您把史德放得最高。
戴逸：史德是最重要的。事实是怎样就怎样写，不要隐瞒不要假造，隐瞒假造是一种最可耻的行为。
记者：您对自己的评价是什么?
戴逸：我觉得我是个很一般的人，成绩也是很有限。但是我个人的特点，就是勤奋，勤于我的事业，忠于我的事业。
戴逸将纂修清史这项工程当作百年不遇的盛举。他说：作为历史学工作者。能够为此尽绵薄之力。是最大的幸事。
据悉。《清史》主体将多达92卷，约3000多万字。当这个浩大工程完成的时候，距离《二十四史·明史》的成书之日正好是275年o
(本文素材由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提供，CCTV-10每周日22：10、CCTV-1每周二22：39播出)
责任编辑 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