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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呕心赈粮荒
作者：蒋冠庄 高敬增
减少到550亿斤，减少40亿斤，但对降低城市居民粮食定量也不能一刀切。李先念提出：城市居民口粮每人每月降低一斤半到二斤；但是高空高温、井下作业工人和其他重体力劳动工人的口粮标准不能降低，必须保证；城市郊区的口粮标准向一般农村看齐，近郊区的菜农可以适当照顾，但要与远郊区接近。
李先念提出的压缩城乡居民口粮标准，是当时迫不得已采取的一项临时性措施，目的是在粮食紧缺的情况下，能保障城乡广大居民最低生活需要。
同年10月8日，李先念根据中央指示，在全国财贸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低标准’，‘瓜菜代’，要下决心至少搞三年再说。”当时，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以身作则，带头执行粮食定量供应制度，并且主动提出不吃或少吃肉。李先念也带头吃代食品。
第三项应急措施：从国外进口粮食。
1960年11月29日，李先念给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谭震林、薄一波写信，正式提出进口粮食的建议。此前，陈云曾向粮食部提出进口粮食的意见。李先念在信中说：“面临着明年春荒的困难，必须坚决克服这个困难。克服这个临时困难的办法，除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之外，考虑进口12亿斤粮食或者更多一些的粮食是必要的。拿到这批刀口上的粮食，对争取国内粮食局势的基本稳定，渡过灾荒大有好处。”他在信的末尾，焦急地说：“以上意见，如果同意，要立即着手办理进口；太迟了，运输来不及，就不能及时起到作用。”李富春、谭震林、薄一波都在信上批示同意进口粮食。周恩来于12月5日一字一句地审阅了全信，用毛笔批示：“已告先念同志照办。”毛泽东于12月12日晨用铅笔批示：“退先念同志。完全同意。能进口二十亿斤，更好。”
粮食进口的具体工作，由李先念亲自抓。中央同意进口粮食以后，究竟进口多少合适，经过反复研究，开始周恩来同意进口50万吨。1960年12月，周恩来、陈云、李先念商议，进口150万吨。1961年1月19日，陈云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在同外商谈判中已有把握签订进口200万吨的合同，如能进口400万吨粮食，那么我们今年的日子就比较好过一些了。经李先念、叶季壮反复研究，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在外汇有保证的条件下，决定进口400万吨粮食。
按计划，外贸部从澳大利亚订购的第一批小麦，1961年2月份就要到达中国天津港。进口粮食数量大，装卸运输任务重，时间紧迫，缺乏经验，困难不少。1月27日，李先念召集财贸办公室办公会议进行专门研究。他在会上说：“粮食运到了港口，如果运不到急需的地方，发生粮食脱销，那就成为政治问题。”“粮食体大、笨重，不及时运出码头，就会堵塞。造成整个码头的瘫痪，这是很危险的。所以今天开个动员会，把力量组织起来，一定要做到进口粮食一到港口，就快卸、快装、快转运。”会议提出成立中央进口粮食接运工作组，由李先念任组长，办公地点设在财贸办公室。会后，立即派粮食部副部长周康民、财政部副部长李树德、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江东平等7人，分别率领工作组赴大连、天津、上海等7个主要港口坐镇。中央进口粮食接运工作组办公室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那段时间，每天清晨六七点钟，粮食部的陈国栋、杨少桥等，就已经在李先念那里讨论进口粮食的安排问题了。
2月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第一批粮食抵达天津港。李先念在这批粮食抵达港口前夕，委派财贸办公室副主任牛佩琮、交通部副部长于眉、机械部副部长沈鸿、粮食部副部长杨少桥，先到达天津。李先念叮嘱他们，要定期召开港口接运粮食的经验交流会，不断改进粮食的装卸和转运工作。当时，把船上的散装粮食卸到火车厢里，开始是用铁抓斗，但撒漏多，造成粮食浪费，后由沈鸿和粮食部科研所负责人傅立民研制出真空吸粮机，把粮食从轮船中吸出来，解决了装卸粮食遇到的这一难题。
由于各有关部门共同努力，1961年6月30日以前，抢运进口粮食43亿斤，首先调运给京、津、沪、辽和重灾区，避免了粮食脱销的危险。从1961年到1965年，共进口粮食547亿斤，年平均进口为109.4亿斤；出口粮食127亿斤，年平均出口25.4亿斤。进出口相抵，净进口粮食420亿斤，年平均净进口84亿斤。这对于解决当时全国人民吃饭问题，保证市场稳定，休养生息，恢复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第四项应急措施：减少城镇人口。
进口粮食绝大部分用于供应1_3亿城市居民。光靠进口粮食、压低城乡居民口粮标准，仍不能保障城市居民的口粮供应。陈云、李先念经过认真调查研究，认为必须减少城镇人口。
陈云从1960年10月到1961年2月多次指出，减少城镇人口是克服粮食和市场紧张的好办法。他于1961年4月提议，把1000万到1200万职工下放到农村。 李先念同陈云想到一起去了。李先念发现，1961年到1962年全国粮食的收支盘子亏空150亿斤左右，即使进口粮食100亿斤，还有50亿斤的缺口。怎么解决缺少的50亿斤粮食呢?他带着这个问题，去河北省石家庄农村进行调查。经过调查研究，他于1961年5月17日就粮食问题给毛泽东写信，并附有陈国栋关于河北省石家庄地区藁城县粮食问题的调查材料。他在信中写道：为解决50亿斤的粮食缺口，他认为可以有两个方案供选择。第一个方案就是1961年3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所决定的粮食征购880亿斤不减，地方上调粮食120亿斤到130亿斤任务不变，城市人口维持现状；第二个方案是：粮食征购任务减少到840亿斤左右，地方上调任务减少到100亿斤，减少相当数量的城市人口。“反复考虑，还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把调动农民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放在第一位，采用第二个方案可能好一些。”他提出，为减轻国家对城镇粮食供应的负担，增加农村劳动力，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改善城乡关系，必须减少城镇人口。“这样做，工业的发展速度暂时会慢一些，但从长期看，对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是有利的。把农业搞上去，有了粮食，有了原料，工业就比较容易上去。只要农业这着棋走活了，全局皆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采纳了李先念采用第二方案的建议，决定减少城市人口2000万。
1963年8月李先念在谈到两年来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取得的巨大成绩时，指出：“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是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一个重要的环节。过去两年中，在这方面进行了艰巨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60年底，全国由国家支付工资的职工人数共有五千零四十三万八千人，全国城镇人口共有一亿三千零七十三万人。1961年和1962年，共减少职工一千八百零七万人，减少城镇人口二千二百万人。”
责任编辑 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