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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史上的特区货币问题
作者：王 硕
以上是各种设备和材料，真正的投资比重非常小。深圳特区名义上一开始就强调要以引进外资为主，而实际资金来源却不得不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和内联融资。要创办外向型特区，实现以引进外资为主，对特区领导人而言，紧迫感可想而知。
中央决策的形成
这个决策过程，在《南方周末》和《百年潮》刊登的两篇文章中已经说得比较清楚了，笔者在这里对有关情况作一些补充说明。
1984年1月19日，在邓小平视察深圳前夕，深圳市委市政府向中央和省里上报了《关于经济特区金融货币政策的请示报告》，明确提出国家支持在特区范围内发行一种能够自由兑换的货币。
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亲临深圳视察。市委书记梁湘在汇报工作时，提出需要中央帮助解决的头一个问题就是发行特区货币。
邓小平问：深圳现在流通多少种货币?
梁湘答：三种，人民币、兑换券、港币。现在想发行一种特区货币，但有争论，专家们意见未统一。这个问题如不尽快解决，对特区的发展会有很大影响。
邓小平说：要发行一种新货币，关键问题是要考虑对人民币的打击怎么样!你们要研究一下。
同年2月，邓小平回到北京后发表谈话，全面肯定经济特区的建设成就和经验，并提出对外开放“不是收，而是放”的指导思想。谈话中，他还提出了要在深圳、厦门发行特区货币。邓小平拍了板，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迅速将发行特区货币工作纳入议事日程。袁庚在蛇口感慨地说：“在讨论发行特区货币时，有些专家问：你们的财政收益怎样，收支是否平衡，外汇是否平衡，有多大漏洞，要补贴多少，这些问题弄不清楚，怎么能发行特区货币。我说这些问题我不能回答，深圳市同样回答不了……好在邓大人来了一趟，回去说要发行特区货币，这下行了，没有争论了。”
1984年8月10日。国务院北戴河会议同意深圳发行特区货币。
10月3日，在邓小平接见香港国庆观礼团时，全国政协常委、香港知名实业家安子介询问，“现在开放十四个城市，还要发行特区货币，是否二十几个开放城市都发行货币?我认为各个城市的物价不能差距太大。否则货币就会乱。”邓小平回答说，“这个意见好，我们不会在二十几个城市都发行货币，我们只在深圳、厦门发行特区货币，这也只是个试验，试验不成功再改回来。”
特区货币票样印出来后，谷牧认为应该把近期工作向陈云作一次汇报。10月27日，谷牧、刘鸿儒在向陈云汇报特区货币工作时，陈云提出了两点意见：第一，发行权归中央；第二，只能在特区流通。
11月12日，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货币小组《关于发行特区货币的报告》。会议原则同意发行特区货币。
1985年1月，货币小组将修改后的《关于发行特区货币的报告》呈报国务院。报告提出，特区货币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时间为1985年10月1日。发行工作如箭在弦上，势所必发。
1985年2月26日，谷牧在深圳特区工作座谈会结束时讲话说：关于发行特区货币问题，决心不能动摇。发行特区货币的三年之内，国家要给予深圳特区必要的支持，主要是政策支持，使深圳特区不致出现大的经济萎缩现象，小的波动我们不怕。
发行受阻与放弃发行
随着1984年第四季度开始的对外盲目引进等情况愈演愈烈，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度下降，从1984年第四季度到1985年第一季度，国家外汇储备下降了大约l，3。与此同时，全国范围的基建膨胀和信贷失控，使国务院在1985年2月决定实施包括深圳特区在内的全面紧缩银根的举措。形势瞬息万变，深圳特区何去何从，各方面都在观察。深圳想依靠国家外汇储备支持特区货币发行的设想渐渐地落空了。
张劲夫在文章中认可日本兴业银行董事小林实提出的“多币则多弊”的意见；《南方周末》一文用的是“外汇储备吃紧，人大常委会提出反对意见”的小标题；《百年潮》和《中国金融家》刊登的两位当事人深圳常务副市长周溪舞和刘鸿儒的回忆文章则认为是中央和特区放弃了办“自由港”的思路，所以特区货币没有存在的根据了。笔者认为，比较而言，还是千家驹在1993年的回忆文章中指出了症结所在。特区货币发行与否，始终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引进外资的实际影响，有内在的和直接的关系。这一点，谷牧与田纪云已有明确的看法。
1985年上半年，国务院对发行特区货币反复组织了多次调研。之前支持发行的人没有放弃主张。但是主张缓行，理由是：国家外汇储备形势严峻，对马上发行特区货币难以形成有力支持；深圳正处于转折时期，经济走向有待进一步观察。反方除原来的人外，香港、日本、新加坡等地友好人士也大都反对发行特区货币。日本小林实向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的张劲夫反映意见，认为一个国家不宜搞两种货币，张劲夫把意见传达给国务院领导同志，他们认为这意见很重要。新加坡吴庆瑞是1985年初中央配给谷牧作沿海开放工作的顾问，吴庆瑞态度坚决，认为发行特区货币冒险性太大。谷牧还请特区货币“主发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千家驹到香港调研，调研结果是，各方面均认为客观条件不成熟或不赞同发行。千家驹向国务院及谷牧如实汇报了这些情况后认为，暂时不宜发行特区货币。梁湘从千家驹处得知最新情况后，极为失望。
邓小平在向谷牧等人综合了解情况之后，于1985年七八月间表明了他的看法。他说：深圳的发展很快，但毕竟是个试验，还有些未解决的问题，例如货币问题，引进技术和出口创汇还不理想。但建设特区才3年多一点，再花3年时间，这些问题是会得到解决的。
中央对特区货币问题的最后态度，实际体现于谷牧于1986年1月5日在经济特区工作会议最后一天的讲话。谷牧说：“去年对这个问题我们就开了五六次座谈会，请各方面的专家进行研究。但是，考虑到这个问题不只涉及深圳，也涉及其它特区、其他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区，问题很复杂，归根结底是我们的币制改革走什么路的问题。我们要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因此，特区货币问题，要通盘研究考虑后，再下决心解决。”简言之，“缓行”二字。
特区货币发行条件不成熟，而深圳金融混乱状况依旧。经实际测算，1984年货币流通结构实际上是人民币仅占30.59％，外汇兑换券占10.11％，港币则高达59.3％。
特区货币既不能诞生，问题又需要解决，一个重要的补救措施——外汇调剂中心应运而生。深圳于1985年11月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外汇调剂中心。1985～1986两年外汇调剂成交额不高，只有0.58亿美元。这两年引进外资工作进展缓慢，深圳更多依靠了国内资金支持，闻名一时的口号“特区是全国的特区，全国支持特区，特区服务全国”就诞生在1986年初的全国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上。从1986年下半年开始，随着国内对外开放新政纷纷出台，深圳外汇调剂市场充分发挥作用，有效促进了对外引资工作。1987年深圳外汇调剂成交额迅猛增长，达到4.7亿美元，1988～1989两年的成交额超过22亿美元。1988年国家体改委等部门组成的深圳调研组认为：“深圳的调剂市场汇率接近于真实汇率，基本上能根据外汇的供给与需求和国际市场的物价变动而浮动。”值得注意的是。调研报告没有提及特区货币问题。这间接表明，特区货币问题已不再是迫切需要考虑的问题了。
与此同时，人民币汇率持续调整也值得关注。1985年1月，调整为3.2元兑1美元；1986年7月调整为3.7036元兑1美元；1989年12月，调整为4.7221元兑1美元；1990年11月，调整为5.221元兑1美元。通过这几次调整，人民币长期被高估的状况有所改变，对全国以及深圳引进外资、开展对外出口贸易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到1991年，港币在深圳流通量约4.8亿港元，占货币流通总量比例下降到12％，外汇券已极少流通，人民币流通量约25亿元，占货币流通总量88％。人民币在特区货币市场的主导地位日渐恢复。
1989年2月，中央负责同志到深圳视察工作。深圳领导人希望在治理整顿期间，使特区进一步“特”起来，所以重提特区货币一事。中央负责同志指出，特区货币仍要研究。这实际上与之前的“缓行”是同一个思路。其原因如上文分析，特区货币发行与否不再是燃眉之急。
1993年8月2日，朱镕基在国家外汇管理局全国分局长会议上发言说：人民币汇率目前基本稳定在1美元兑换8.8元人民币左右，这个价位基本上是市场供求关系平稳的结果，既有利于促进进出口贸易，也有利于按照国家产业政策保证重点项目用汇。千家驹同意朱镕基的这一意见，评论指出：只要人民币汇率长期稳定在1美元兑8元人民币左右，人民币将来就可以水到渠成进入国际货币市场，特区货币也就根本没有考虑的必要了。诚哉，斯言。
海内外一度热议十余年的特区货币就这样淡出了历史舞台。
责任编辑 汪文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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