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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渡赤水”还是“第四次渡赤水”
作者：孙果达
由于历史语境和“四渡赤水”这一名称本身具有的习惯表达的巧合，人们对毛泽东所说的“四渡赤水”产生了误解，以为“四渡赤水”就是当年红军的四次渡过赤水河，没有想到毛泽东指的是第四次渡赤水，这就使得对四渡赤水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产生了误区。
当年的毛泽东不可能把四渡赤水作为一个完整的战役向陈毅介绍，也就是说当年的毛泽东不可能把红军在长征中来回四次渡过赤水河都看成是自己的“得意之笔”。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虽然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但他的领导地位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决非在遵义开个会就能一蹴而就的。毛泽东在第一、二次渡赤水时连名正言顺的军事指挥头衔也没有。又怎么可能把四次渡赤水都看成是自己指挥的。
事实上前三次渡赤水的过程，也并没有值得毛泽东有所“得意”的地方。首渡赤水由于情报的错误，导致了土城之战的失利。为此，毛泽东一再做过检讨。一次是在失利后不久，当时在红军总部工作的吕黎平回忆：“毛泽东站在一个斜坡上注视全场，好像有点自责的神情，对集合坐在平地上的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的指战员说：‘同志们，十几天前，我们在土城战斗中没有打赢，伤亡还很大，主要是没有把敌情搞清楚，拳头不硬(没有集中兵力)，责任在我们军委，不怪下面。”另一次是在扎西会议上，毛泽东总结了三条经验教训，内容与上述大同小异。对遵义会议后的出师不利，毛泽东岂会作为“得意”的理由。
二渡赤水是扎西会议的决定，目的是要建立黔北根据地。但在关键性的鲁班场之战中失利，建立黔北根据地的计划受挫，红军被迫三渡赤水另做打算。鲁班场之战毛泽东是前敌司令部政委，自然也不会有可以“得意”之处。从这三次渡赤水的目的和结果来看，很难找到能使毛泽东感到“得意”的理由。恰恰相反，从毛泽东当时创作的那首有名的诗词《忆秦娥·娄山关》来看，他的内心世界凝重而悲壮，哪有丝毫“得意”的踪影。
红军三渡赤水后，毛泽东于1935年3月17日在川黔交界处赤水河畔的陈福村成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开始真正掌握了最高军事指挥权，指挥红军第四次渡赤水奇袭贵阳，这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直接面对最高对手斗智斗勇而实施的最大最成功的战略欺骗行动，体现了战场上最出色最精彩的智慧与计谋。
1935年3月21日，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开始了当年“擒贼先擒王”的“斩首行动”。毛泽东“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一面下令小部红军大张旗鼓地北上，一面却率主力昼伏夜行，秘密南下奔袭蒋介石所在的贵阳。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迫使蒋介石按照红军的意图三调滇军，为红军进军云南让开了路。
毫无疑问，毛泽东在军事上以弱制强，把蒋介石玩弄于股掌之上，把红军带出了险境，显然是毛泽东感到“得意”的主要原因。
正确解读毛泽东这句评价还必须正确理解历史的语境。毛泽东所说的“四渡赤水”由于当事人都能理解，因此对“第”字作了省略。不仅语言，当时的文字也是如此，如遵义会议的决议就是《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一“五次”当然就是指“第五次”。决议的头一句就是“听了博古同志关于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及周恩来同志的副报告之后”。60年后，老红军吴允中在回忆当年的情景也使用了相同的历史语境。他说，1939年冬，毛泽东在谈到第五次反“围剿”时说：“只是由于错误路线的指导，反五次‘围剿’才失败了。”像这类省略“第”字的提法在当时的各种文件及以后的回忆录中可谓比比皆是，历史的过来之人是决不会误解的。如聂荣臻在其回忆录中对毛泽东“得意之笔”的理解就完全正确。他对红军1935年3月底第四次渡赤水和南渡乌江后的战局是这样描述的：“这个阶段，我们都是声东击西，大踏步地机动作战不断地调动敌人。这样打法，部队自然要多走一点路，疲劳一点。可是敌人却对我们捉摸不透，便于我们隐蔽企图。使我军由被动变为主动，以后陈毅同志对我说过，毛主席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聂荣臻把“得意之笔”的时间界定在红军南渡乌江后，实际上就明确地解读了毛泽东的“四渡赤水”就是第四次渡赤水。
毛泽东把第四次渡赤水看作自己一生中的“得意之笔”，应该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毛泽东当然牢记自己在组织上真正成为全党全军的领导人后成功指挥的第一仗。二是红军长征中化险为夷的关键一仗。可以说正是这一仗的成功，才奠定了红军长征能够胜利到达陕北的基础，也奠定了毛泽东作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主要成员全权指挥军事的地位。为此，毛泽东自然刻骨铭心，引以为豪。
责任编辑 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