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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社教运动中的一场政治风波
作者：卓人政
于一川回到云南向省委传达了毛泽东的批评及西南局的再次批评后，省委先后召开了7次常委会议和省委扩大工作会议，检查省委在贯彻执行八届十中全会精神方面的错误。5月28日，于一川受省委常委委托，将7次常委会议上讨论的情况综合起来，在省委扩大会议上作《检查报告》。其中检查说：省委“对过渡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认识上有模糊之处”，宣传部写的那个文件，是有错误的，把十中全会的精神，把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两条道路斗争问题冲淡了。
省委扩大会议结束后，根据毛泽东指示到南方视察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来到云南。5月31日上午，省委在昆明的常委全部参加，因省委主要负责人在外省治病未归，由于一川代表省委向彭真汇报工作。于一川利用这个机会，专门检查道：云南省委对八届十中全会精神认识不够，对阶级斗争认识比较模糊，从概念上讲阶级斗争多，联系实际不够，抓生产多，对社会主义教育抓得不够。宣传部的那个文件是有错误的，与省委思想有关系。在汇报过程中，彭真多次插话说：我看了你代表省委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检查报告，“常委讨论，认识了问题，就行了” 。“你们还是要抓生产，现在抓生产也得突出。”当于一川表示按西南局的指示，要向西南局、中央写检讨时，彭真回答说：“不必写检讨。”
彭真离开云南后，省委于6月2日召开省委扩大工作会议，传达西南局第二次全体会议精神，学习彭真视察云南时所作的指示。为了帮助与会同志提高认识，会议专门印发了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检查了全省前一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的情况。6月5日，于一川代表省委在会议上又检查道：从去年11月省委扩大会议到今年1月工作会议，省委在一些问题上认识有错误。主要是那次省委扩大会议阶级斗争的旗帜不明显，对当前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不足，甚至估计错误，因此把社会主义教育的位置摆得不够重。西南局敲了我们一下，指出了省委宣传部写的那个文件的错误，“主要是省委负责，因为它反映了省委当时的认识” 。
省委扩大会议结束后，省委以于一川代表省委所作的检查为基调，正式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的检查报告》，于6月20日呈报中共中央、毛泽东及西南局。《检查报告》将犯错误的原因归纳为：一是“在一段时间内对过渡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认识比较模糊，对当前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主要是过高估计了形势大好的一面”；二是缺乏系统的调查研究。特别是这几年，滋长了官僚主义作风，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我们去直接接近贫下中农，也就不能深入地及时地反映农村的真实情况；三是“由于没有认识到当前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性和复杂性，也就没有认识到发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必要性” 。
6月28日，西南局专门对云南省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的检查报告》作出批复：“同意云南省委对过去一段工作的检查。”此外，省委在6月25日印发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工作部署意见》中，再次专门就“阶级斗争的旗帜不鲜明”问题作了检讨。简言之，当时云南省委对“不以阶级斗争为纲”问题所作检查的一个基调是“主要是省委负责，因为它反映了省委当时的认识”。
于一川被打倒及平反
按理说，关于“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运动”引起的这场风波，应该以云南省委作出的检查而结束。但当时业已形成的政治气候以及随之开始的愈演愈烈的抓阶级斗争的惯性使这场风波欲罢不能。
1964年10月中旬，为贯彻中央关于“反右倾”的指示，云南省委召开省委书记处书记会议布置“反右倾”运动，把1962年“不以阶级斗争为纲”问题作为一个重大政治问题重新提出来，并把于一川、梁浩当做“反右倾”的主要对象。
10月21日至11月19日，云南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省委工作会议，对于一川进行了揭发。会议期间，省委常委又几次召开会议专门对于一川进行“帮助”。于一川在会上先后作了4次自我检查。其中，于一川11月8日作检查发言时说：这几年，工作上犯了许多错误。主要的错误是大体上将近两年的时间不讲阶级斗争，或者讲了而没有具体内容，没有和实际情况联系起来。总之，这两年的时间，阶级斗争的观念是模糊的，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反映出来。
12月26日，云南省委形成了《关于于一川同志所犯错误初步情况的报告》呈报中央和西南局。报告指出：从1961年调整以来，于一川的“右倾观点是相当突出的” 。特别是1963年5月西南局会议“批评了我们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错误提法，他极力推卸责任”。
1965年1月下旬，云南省委专门召开会议批评于一川。会上，省委主要负责人将于一川的“错误”系统归纳为“阶级斗争的观念问题”、“干部问题”和“经济问题”等三个问题（第二、三个问题于一川也确实存在一些毛病），说：于一川的检讨把许多重大问题都那么轻描淡写，好似至多不过是一些认识问题、工作问题。“一川同志是不是说错一句话、办错一件事的问题？我认为，不是这么个问题。”“贯彻十中全会精神时，在我们省委宣传部的文件上出现了一个‘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运动’的提法，这是一个错误。”“当然，当时全国没有提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只是四川提了，但是全国谁也没有提不以阶级斗争为纲，只是我们云南提了。”“所以，一川对十中全会的态度问题，是反映了他的阶级立场、阶级观点、思想感情的，是阶级本能的反映。一川的基本思想是：对阶级斗争，反正不能提。”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也有人揭发批判于一川说：“于、梁集团”实际已成为地下省委，已经在反党。“八届十中全会后，于一川害怕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主张农村工作主要是生产和经营管理问题，梁浩背着省委极力加以宣扬和执行。”
在经过多次批评、批判的基础上，云南省委对于一川进行了处理。1964年12月26日、1965年2月10日、2月20日、1966年3月17日，云南省委向中央及西南局写过四次报告，中央及西南局相继作出处理，先后撤销了于一川的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昆明军区副政委、云南省军区政委及党委第一书记等所有职务。后于一川被调到河南省郑州柴油机厂任副厂长。
同时，云南省委认为“梁浩在修改省委宣传部代省委起草的《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意见》时，按照于一川同志的意图，删去原件中‘以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为主要依据’和‘教育的主要内容是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等重要语句”，并加上“‘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运动’，这个错误的文件未经正式讨论，他就擅自发出。”“梁浩是一个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极端利己主义者”。后省委决定给梁浩留党查看两年、工资由9级降为12级的处分。
1979年1月，在云南省委召开的全省县委书记会议上，省委提出了妥善处理于一川、梁浩的冤案问题，并责成省委组织部、省纪委立即进行复查。经过复查，1979年8月4日，省委组织部、省纪委向省委写出《关于于一川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和《关于于一川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报告》。9月12日省委召开专门会议研究了这两个报告，同意其复查结论，并向中央写了《关于于一川同志问题的复查意见报告》，建议中央撤销原来对于一川的处理。中共中央于11月23日为于一川平反。于一川的历史问题复查改正后，任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后又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顾问委员会主任等职。云南省委于1979年12月2日作出决定，原来认定梁浩的结论是不正确的，撤销原来对梁浩的处理。
（责任编辑谢文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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