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胡耀邦和甘肃青年团的工作
作者：邹雅林
按照团中央的部署和胡耀邦的指示，甘肃团省委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组织广大团员、青年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其中最受群众欢迎的是青年突击队。青年突击队是当时团员、青年为了完成特定的生产任务自觉组织起来的临时性生产组织。哪里有苦活、重活，哪里就有青年突击队；哪里有脏活、险活，哪里就有青年突击队。被誉为“人间天河”的东梁渠，就是因为有青年突击队的英勇奋斗，硬是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修起来。《人民日报》记者顾雷写了长篇通讯来赞扬青年突击队“引水上山”的英雄行为。《甘肃青年报》为了表彰东梁山青年的革命志气，从1958年1月3日起，连续三期集中进行了宣传。1月3日以《东梁山青年志气昂——党指到哪他们就干到哪里》的通栏标题、头版整版篇幅报道了东梁渠的建成，刊出营造“人间天河”的英雄榜，并且热情洋溢地写了《报社的话》和《鼓足干劲，迎头赶上》的社论。后来又发表了《柏家山的变迁》和《在困难的熔炉里锻炼出来的》两篇长篇通讯，讴歌了东梁山青年和团员的英雄行为。东梁山是个“十年九旱，十种九不收”的地方，尤其是吃水要到山下几里以外的地方去挑，“鸡叫头遍去挑水，一担水要挑一整天”。所以人们说：“看东山，望西山，苦叫不过东梁边，挑水、磨面要下山，有女不嫁东梁山。”把河水引上东梁山是人们祖祖辈辈的心愿。1956年3月，为了战胜干旱，东梁山的人民群众以昂扬的斗志，高高竖起了向干旱进军的旗帜，奋战了一年，终于把黄河水引上海拔1900米的东梁山，渠长60多里。在修渠当中，涌现出90多位英雄模范，其中有50多位是青年。当清清的东梁渠水流上东梁山，青年喊，妇女笑，娃娃跳到水里闹，老人也赶到渠边喝口水，整个山庄呈现出一片喜洋洋的气象。东梁渠赶走了干旱，也改变了人们对这里是穷山僻野的看法。这里1957年获得第一个大丰收。群众都说：过去这里只有水地14亩，渠修成后有水地400多亩，过去担水磨面要下山，现在吃水不用下山，磨面也不用下山了。今天这里已经成了富饶美丽的幸福山林，并且留下许多美丽的传说。
强调保护青年的正当权益
1953年6月，毛泽东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的讲话中说：“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有些领导同志只要青年工作，不照顾青年的身体，你们就用这句话顶他们一下。理由很充分，就是为了保护青年一代更好地成长。我们这一代吃了亏，大人不照顾孩子。大人吃饭有桌子，小人没有。娃娃在家里没有发言权，哭了就是一巴掌。现在新中国要把方针改一改，要为青少年设想。”胡耀邦作为团中央第一书记，按照毛泽东的重要指示，通过多种形式，对广大团员、青年进行了思想教育。广大团员、青年高举“一切为了祖国，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大旗，朝气蓬勃，勇往直前，在各条战线取得了很大成绩。因此，胡耀邦在中共八大的发言中明确指出：“我国青年的精神面貌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就连外国资产阶级记者也感到惊讶，他们说：‘共产主义已经在中国青年中找到了最大的力量’，‘这些人有着极其可以夸耀的热情’，‘他们对自己，对自己的祖国和整个世界的未来充满着自信，简直是得意洋洋’。”“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国青年的整个精神面貌已经完美无缺，更不是说，我们对青年的共产主义教育已经做得尽善尽美，真的可以‘得意洋洋’了。不是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界限不清”、“方法简单”，伤害了青年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有些团干部却不敢理直气壮地代表和保护青年的正当权益。实践证明，这种情况很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广大团干部需要迅速调整思想，尽快改变思想落后于形势发展需要的状况。
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初，国际、国内形势都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国际上随着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发生了波匈事件。国内也出现了少数人闹事的情况。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许多团干部缺乏思想准备，一时处于被动和困惑的境地；一些党员和干部还习惯于用老眼光看新问题，把群众闹事和对我们的一些尖锐的批评一概视为阶级斗争的表现，企图采用惩办主义或简单粗暴的办法进行压制，不仅无助于矛盾的解决，而且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1957年1月甘肃发生了一起林业学校学生罢课的事件（简称为“林校事件”）。
“林校事件”本来是由一件小事引起的，事情的大致经过是：林业学校学生大部分是从东北的吉林省招收的。当时负责招生的人员对学生瞎吹一通，说什么学校条件很好，住的是楼房，喝的是牛奶，吃的是大米、白面等等。但是学生一到学校，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当即引起一部分同学的不满。虽然有关部门做了不少工作，但学生的情绪却一直没有平静下来。到1957年1月学校放寒假时，从吉林省招来的学生要求回家过春节，请求学校帮助解决路费，而校方以没有这笔经费为由，坚决不给解决，这就引发了学生与校方的矛盾。这些学生大部分是初中毕业后招来的年轻娃娃，又是第一次出远门，由于回家心切，便三五成群地去和校方说理争辩，校方便采取简单的压制手段强制学生屈服，结果是压而不服，激起学生更大的不满，以致出现了罢课等现象，并要求上街游行，以此向校方施加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甘肃省委、省政府派出工作组前去解决，然而工作组不仅没有进行说服教育工作，反而采取强制手段，对学生的合理要求也不予理睬，致使矛盾更加尖锐，使原来仅仅是林校学生与校方之间的矛盾，迅速扩展为林校学生同政府机关的对立。于是省里便派出警察，制止学生上街游行，并抓了几个被认为是带头闹事的学生，准备进行公开审理。对此，兰州的干部、群众议论纷纷，看法不一。在这种情况下，甘肃团省委的领导特别是第一书记申效曾认为对林校事件的处理是不妥当的，他还亲自去找省委领导当面汇报对林校事件的看法，建议省委对这些年轻学生耐心进行说服教育，不要抓人，更不要公开审判，抓了的要立即释放，以免事态继续扩大。但这些建议不但没有被当时的省委领导采纳，而且还被批为是什么“事后诸葛亮”，是“替捣乱分子开脱”，是“与省委不保持一致”等等。
当时，对于“林校事件”发生的经过和处理情况，甘肃团省委常委、学校工作部长已经向团中央学校工作部进行了全面反映。不久，团中央派两位同志到兰州进行调查，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调查研究，证明团省委学校工作部所反映的情况完全属实，他们临离开兰州时向申效曾汇报说：“我们完全赞同你对林校事件的看法，回京后一定如实向团中央领导汇报。”1957年2月，团中央召开团省市委书记会议时，来兰州调查的同志告诉申效曾说：“我们已将甘肃林校的问题向领导作了汇报，团中央书记处指示要搞个材料，以团中央的名义上报党中央。耀邦同志还指示，这份材料让你看过后再上报。”申效曾看后，认为材料写得详细、实在、客观，只在个别提法不准确的地方作了修改，然后就打印上报党中央。不久，甘肃省委、省政府便传出省委在林校问题的处理方法上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的消息，可是我们团省委既未听到传达，也未见到指示。50多年过去了，当时听过传达的同志记不起毛泽东批评的内容，只记得说“林校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用敌我矛盾的手段压制学生是错误的。其中有一句当时流传很广、意义极其深刻的话有些同志还记得很清楚，即林校事件的处理是“顽童闹事，泼妇教子”，但却未看到文件。我们只见过《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兰州林业学校学生罢课打闹事件的概况及处理情形向中央的报告》，报告说：“省委书记处在这一点上开始是不够清醒的，事件一发生，没有严格审查所反映的材料，思想上即偏重于有坏分子在其中捣乱，而对领导上的官僚主义，缺乏充分的估计。由于这种主观主义的臆断，就把这个问题基本上当做外部的敌我问题去处理。因此直到事件已经基本上平息下来，还批准逮捕了7人，这是极其错误的。多亏主席发现了这个问题，及时批评了我们的错误作法，使我们及时纠正了错误。这说明我们对国内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突出起来这一形势的转变认识不足，我们的思想是迟钝的。”
“林校事件”就这样平息了，留下的是一片沉寂，谁也不再提及此事。然而从中我们也受到了极其深刻的教育，懂得了保护青年的正当权益是青年团的责任。
1959年底，我和申效曾因如实反映“大跃进”引起的浮夸风、“共产风”等问题而受到撤职、降级和党内处分，先后被送到甘南牧区劳动改造。1960年12月西北局在兰州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后，申效曾的问题得到彻底平反，被调到张掖地委工作。1962年我的问题彻底平反，回到团省委不久也调到工业部门工作。从此，我们都离开了团的工作岗位。
1983年胡耀邦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视察甘肃工作时，我作为甘肃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参加了接待工作。胡耀邦曾对我说：“在‘文化大革命’前，特别是在效曾同志负责主持团省委工作那几年，方向正确，工作活跃，成绩突出，有胆识，有气魄，对这段工作你们要肯定，那时我常想，全国团的工作都能和甘肃一样就好办多了。可惜，以后没有认真总结，要对团的工作进行再认识。效曾同志到宁夏去了，如果在兰州，还可以在一起吹一吹。” 由此可见，胡耀邦对甘肃团的工作非常关心和了解，对甘肃团的工作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
（责任编辑 刘荣刚）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