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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随军记者与作家
作者：经盛鸿
担任南京警备司令官的日军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1937年12月19日的日记中，也对日本新闻记者参与抢劫与贩卖货币作了记载，他写道：“最恶劣的是抢劫货币。部队中有以中央银行纸币为目标，专门抢各地银行金库的行家。而且相对于美元来说，中央银行纸币要比日本钱值钱，因此要送到上海兑换成日本纸币。新闻记者和汽车驾驶员中有不少这类中介人，上海又有靠牟取暴利为生的掮客。”
当然，这些随军记者、摄影师、作家与评论家的主要工作与作用，还是在新闻传媒上。
他们大肆报道日军在战争中的“武勇”与疯狂屠杀中国民众的“勇士”，又是刊文章，又是登照片，把这些杀人恶魔吹捧为日本的“英雄”。《东京日日新闻》对日军第十六师团第十九旅团第九联队富山营中两名进行骇人听闻的杀人比赛的法西斯军人向井明敏与野田毅的疯狂行径，在短短10余天时间中，连续4次进行跟踪报道。到1937年12月10日，向井、野田已随第十六师团进军至紫金山麓，这时向井已杀106人，野田已杀105人，虽然向井比野田多杀一人，但因为分不清谁先杀满100人，难决胜负，于是又重新开始以杀满150人为目标的竞赛。《东京日日新闻》也于12月13日早刊刊登该报特派记者浅海一男、铃木二郎12月12日从南京紫金山发回的电讯，第四次报道此两人“百人斩竞赛”的消息，标题是：《百人斩超纪录——向井106对野田105，两少尉要延长赛程》。报道如下：
[浅海、铃木两特派员紫金山麓12日电]在进入南京之前首创“百人斩”这一史无前例的竞赛的片桐部队的两位勇士——向井明敏少尉和野田毅少尉，在10日攻打紫金山的混战中，创下了106对105的记录。10日中午，两位少尉高举缺刃的刀相遇了。
野田毅：“我杀了105人。你呢？”
向井明敏：“我杀了106人。”
……两人都哈哈大笑了。谁在何时率先砍杀100人的问题，被搁到了一边。“这场比赛成了平局，我们改为砍杀150人的竞赛吧。”两人的意见马上取得一致。从11日起，砍杀150人的竞赛开始了。11日中午，在将中山陵尽收眼底的紫金山上，忙着追杀残敌的向井明敏少尉，向记者讲述了“百人斩竞赛”成为平局的详情。
在这些血淋淋的报道文字的旁边，还配发了一张两人用双手支撑杀人战刀的合影照片。这张照片是浅海一男在常州请《东京日日新闻》的摄影师佐藤振寿拍摄的。
当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遭到国际舆论揭露与谴责时，这些日本记者、作家又睁眼说瞎话，将血海尸山的南京城描绘成一派祥和、温馨的景象，将大肆烧杀淫掠的日军打扮成南京人民的“解放者”与“救世主”。1938年1月8日，日本特务机关控制的《新申报》刊登了一则从南京发出的新闻通讯，题为《日本军亲切关怀难民，南京充满和睦气氛》，造谣说：
南京市的街道依然沉寂。慈和的阳光照耀着城市西北角的难民区。从死里逃生的南京难民，现在已经受到皇军的抚慰。他们跪拜道旁，感激涕零。在皇军入城以前，他们备受中国反日军队的压迫，生病的人没有医药上的帮助，饥饿的人不能够取得一米一粟，良民的痛苦，无以复加。
幸而皇军现已入城，伸出慈悲之手，散播恩惠之露，在日本大使馆的西首，难民数千人放弃了以前无聊的反日态度，因为生活有保障，群相额手称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跪迎皇军，表示忠忱。在难民区内，日兵向难民分散面包、饼干及香烟，难民莫不感激逾恒。日兵并在营房附近，馈赠礼物。
这些随军日本记者、作家的南京报道因符合并迎合日本当局的政策与需要，备受青睐，在日本各大小报刊上大登特登，成为当时日本新闻传媒的主流舆论。正如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著名记者田伯烈当时所指出的：“日本军队占领南京以后的情形，日本报纸上很少记载，或者简直可以说没有什么记载，翻阅在日本出版的英文报纸，关于日军在南京及其他城市的种种暴行，也看不出什么痕迹。日本报纸却想把南京粉饰为太平安静的地方。”
少数人的“难以言语的苦痛心情”
面对日军在南京的血腥大屠杀，日本随军记者与作家中也确有少数良心未泯的人感到震惊，甚至感到羞愧与自责，对苦难的中国人民流露出同情。
1937年12月16日，在日军烧杀淫掠下的南京，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在日记中写道：“一名日本记者用流利的英语对我说过，有些日本兵很坏。”12月20日，有两名日本记者到马吉的礼拜堂来采访他。马吉写道：“我同《朝日新闻》的记者谈话，他会英语。我告诉他发生在南京的可怕的事——抓走我们14个人，不是我开始认为的12个人，刚才布道的牧师的儿子可能已被杀害，和过街寺庙和尚请求我收留尼姑及其他许多事情。他说：‘你不能认为所有日本人都像这些士兵一样。’”
也有少数日本随军记者与作家很想把这些亲见亲闻亲身经历的南京大屠杀情景与事件记录下来，写到报道或通讯中。但他们面对日本当局严厉的新闻管制与残酷的政治迫害，没有写，或不敢写，或不能写，还有些人因为写了不能发表而不愿意写。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先后到上海、南京采访的《读卖新闻》随军记者小俣行男说：“在战场上听到的尽是一些见不得人的暴行，但这些事是绝对不能写的。只让写些什么在战场上邂逅的友情和前后方的佳话等，这类军中的所谓美谈。”《东京朝日新闻》随军记者今井正刚目睹日军在南京下关江边对中国军民用机枪扫射、大量“处刑”的残暴恐怖情景时，想写却又不能写。他后来记述了他当时与另一位记者中村正吾的对话及“难以言语的苦痛心情”：“我真是很想写出来啊！”“那是以后的事，嗨，眼下可不能写。不过我们真是看到了呀！”
南京大屠杀期间在南京采访并亲眼看到日军对中国战俘集体屠杀场景的《朝日新闻》随军记者足立和雄与守山义雄，感情更为激烈，“悲愤交织，震颤不已”，感到“像这样的日本已将失去战胜的资格了”。守山义雄回到日本后，指责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朝日新闻社恐怕他会受到军部的迫害，调他到德国担任驻柏林分局局长。他仍然十分愁苦烦恼，说：“对于这样惨无人道的暴行，我们记者还得要作虚伪的报道，鼓吹‘皇军’、‘圣战’，使我对新闻记者的职业感到绝望，每天都陷入苦恼中，想要摔掉笔杆子，回日本去算了。”
日本历史学家秦郁彦感叹道：在日本当局制造的这样严酷的情景与氛围内，“向这一禁忌挑战的记者一个也没有，不免让人感到寂寞。”
但有一位日本随军作家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到南京采访，由于各种原因，他写出一本反映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暴行真相的著作。这就是石川达三及其写作的纪实小说《活着的士兵》。
石川达三是日本著名作家。1937年12月29日，他作为日本《中央公论》特派记者从东京出发，到南京采访，并约定为《中央公论》写一部以日军攻克南京为题材的纪实小说。石川达三于1938年1月8日到达南京。当时日军大屠杀的暴行虽有收敛，但还在继续。日军在南京留守担任警备的部队是第十六师团，又称京都师团。这是一支最凶悍、杀害中国军民最多的部队。石川达三在该师团部队中采访了7天，直到1月15日离开。其间，石川达三深入日军士兵中，采访调查该师团从华北奉调华中，在常熟白卯登陆，经常州、句容，到南京紫金山、中山门的杀伐历史及种种“故事”，并到南京城内外发生重要战事与大屠杀暴行的实地考察，身临其境，加深认识，加强感受。他说：“我去南京时决心不见军官和军队首脑。我和下士官、士兵在一起生活，倾听他们的谈话，详细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军官对外人总是说谎话，装饰门面。我想看到战争的真实情况，便深入到士兵中去。”石川达三耳闻目睹了大量日军攻占南京前后的实况与大屠杀的暴行，深为震动。他回到日本后，于1938年2月1日至10日，用10天的时间，写出了反映南京战事的纪实小说《活着的士兵》。作品以日军第十六师团为模特儿，虚构了一个高岛师团，以该师团西泽联队仓田小队的几个下层官兵作为主角，描述了他们参加进攻南京与占领南京后对中国军民大屠杀的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剖析了他们的心态。尽管作者是以自然主义的态度写作，但却生动地展现了日军在南京残忍野蛮的烧杀淫掠的历史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