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南开大学红卫兵与“六十一人案”
作者：胡学常
8月18日后，南开红卫兵立即杀向北京，杀向薄一波、安子文和杨献珍。他们找不见薄一波和安子文，就首先“突破”杨献珍。在“首战杨献珍”前夕，红卫兵曾集体发了毒誓：“杨献珍，你就是‘铁’老虎，我们也要敲掉你两颗牙！”
其实，此时的杨献珍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至多是只“死老虎”。康生一次又一次对他下狠手，先是借“反右倾”之风将他从中央党校校长降为副校长，继而又亲手导演了批判“合二为一”的“好戏”，彻底将他扫地出门。在哲学所，南开红卫兵一上来就将杨献珍围在屋子中间，像审犯人一般进行突击审问。他们单刀直入：“杨献珍！你和高仰云是什么时候认识的？你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杨献珍知道来者不善，一口咬定说：和高只是一般认识，没有什么联系。此后，无论红卫兵怎么问，杨献珍或者说声“老糊涂了，什么也记不清了”，或者就索性不开口。红卫兵情急之下只好背毛主席语录并放出狠话：“杨献珍！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你们的逻辑！既然你不交代，那也好，限你五分钟考虑，五分钟后我们再来。”五分钟后，红卫兵果然杀气腾腾地来了。此时，年届古稀的杨献珍已是满头大汗，嘴唇哆嗦，再也无力抵挡红卫兵的“革命攻势”，不得不承认他在1936年和高仰云一起蹲过敌人的监狱，还在狱中给高喂过饭。红卫兵顿时一阵狂喜，急不可耐地追问他们在狱中的情况。杨献珍说我据实交代吧，就把他们在狱中如何立场坚定如何英勇斗争直至出狱的故事说了一遍。红卫兵突然大喝一声：“杨献珍，收起你的鬼把戏吧！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政策，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他们竟能对你这位立场坚定英勇斗争的共产党员大发善心？老实交代你们是怎么出狱的吧！”
杨献珍心里十分明白，这段出狱历史容易让人误会，也特别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至于眼前的红卫兵，就更难以理解那段历史了。不到最后一刻，他是不想“交代”的。现在，“最后一刻”到了，他不得不“交代”了他和高仰云是如何奉了上级指示，通过发表“反共启事”出狱，并且不得不“供认”，同时发表“反共启事”的还有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人。
“千辛万苦”摸清关键环节
从杨献珍身上打开“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缺口”后，南开红卫兵立即又杀向北京图书馆，一头扎进故纸堆中。要翻出那些“反共启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红卫兵“每天只吃一顿饭，喝几口冷水，啃几口冷馒头”，奋战了三天三夜，终于从《华北日报》上找到了61人的“反共启事”。
可是，“反共启事”上大多是化名，比如，薄一波化名“张永璞”，刘澜涛化名“刘华甫”，杨献珍化名“杨仲仁”，安子文化名“徐子文”。反复翻阅“反共启事”，红卫兵仍旧一头雾水。死材料不会说话，还得抓活的，他们很快总结成了两句话秘诀，叫做“死人活对，死材料活查”。从故纸堆中出来，红卫兵又先后六次提审杨献珍。红卫兵自己也承认：“攻破杨贼是破获叛徒集团的关键”。他们还自豪地宣称：这是遵照毛主席“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教导的结果。根据“供出”的线索，红卫兵乘胜追击，“直捣”廖鲁言（农业部长），“怒斥”徐冰（统战部长），“激战”朱则民（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到1966年10月，红卫兵摸清了一些人名，也大致摸清了这个庞大的“叛徒集团”、“叛党投敌”的几个关键环节：“这伙叛徒自首出狱是刘少奇指示的。刘少奇指示‘狱中党员可以履行自首手续’。刘少奇是叛徒之首。刘少奇的‘指示’是由徐冰传给孔祥祯（第一轻工业部长），孔又传给狱中薄一波的。”
11月1日，初冬北京的深夜，高教部的一间木工房里灯火通明，红卫兵正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奋笔疾书，起草给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的“请示报告”。红卫兵写道：“现已查明，他们是一伙叛徒”，“刘少奇是叛徒之首”。在“请示报告”中，红卫兵向中央请示：（1）刘少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交代过这个问题没有？（2）这个问题党内有过结论没有？如果有，是谁做的？我们认为必须重新评价这个问题。（3）不管如何，我们认为他们都是叛徒，必须彻底揭发、坚决打倒！至于什么时候往外打，请中央指示。请示报告最后写道：“此事关系重大，刻不容缓，望速回示。”还附上了高仰云的“反共启事”。
几天后，红卫兵又给他们的校友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根据占有材料看来，这伙叛徒多属‘高干’，职位很高，权力很大，根子很硬，涉及面很广，危害甚大。因此，我们建议党中央立刻成立专案组搞这个问题，我们协助党中央坚决把这伙叛徒铲除净尽！”言下之意，大约是恳请周恩来看在南开校友的份上，为他们搞这个“惊天大案”助一臂之力。
红卫兵的“请示报告”名为“请示”，实则根本就不想“请示”什么。在那样的“革命气氛”下，他们也不必“请示”什么。红卫兵刚送交了请示报告，就在南开园里贴出了《看！高仰云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叛徒嘴脸》的大字报，并开始揪斗高仰云夫妇。与此同时，他们拉出了许多个“抓叛徒战斗队”，杀向全国各地。据1967年10月他们自己的统计：“踏遍全国二十几个省份，走访了北京、天津、上海……数百个大中城市，历时一年左右时间，先后出动一万五千多人次，行程二百万公里”。
红卫兵的一支战斗队杀向了西北局所在地西安，他们的目标是一头白发的“白匪”刘澜涛。20多天过去了，仍旧没有抓到刘澜涛。红卫兵便将西北局办公楼团团围住，“果断地采取了静坐示威的革命行动”。终于，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一位眼尖的红卫兵认出了刘澜涛乘坐的小轿车。小车在前面跑，红卫兵在后面追，最后，“奇迹出现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八一八小将，就凭着一双脚，追上了刘澜涛的小轿车，在深山中逮住了刘澜涛”。
还有一支战斗队，在白山黑水间跟踪追击。他们早就查出61人“叛徒集团”中的“罗霖祥”和“汪德光”“盘踞”在东北局。“罗霖祥”如今叫“赵林”，任东北局委员、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汪德光”真名叫“王鹤峰”，任中央监委候补委员、中央监委驻东北局监察组组长。揪斗赵林，因为周恩来的干预而出师不利，于是，战斗队就集中火力搞王鹤峰。不料王鹤峰听到了风声，走为上策，躲到了大连。战斗队日夜兼程赶往大连，将他当场“抓获”。面对红卫兵的审问，王鹤峰拒不承认自己就是“汪德光”。这一次，红卫兵居然不急，玩起了“欲擒故纵”的“好戏”。王鹤峰却有些急了，连夜从大连给东北局组织部发电报，请求有关人员帮助转告各地的草岚子难友，如果红卫兵向他们打听他在狱中的名字，“务请绝对不要告诉”。红卫兵果然“神通广大”，电报落入了他们手中。王鹤峰发了电报，仍不放心，急忙赶回东北局，从家中翻出在草岚子与薄一波、安子文等的合影照片，乘飞机到了北京。红卫兵仍旧不动声色，坐了火车，尾随而至。在北京，王鹤峰的警惕性提高了，发现红卫兵在跟踪自己，他一面让随从与红卫兵周旋，一面搬了住处。自以为很安全了，他就满北京城找难友，“大搞攻守同盟”。他当然不能想到，“小将们暗暗跟着王鹤峰，找到了一个又一个叛徒的家”。红卫兵简直比昔日搞过地下工作的王鹤峰还厉害，所以，事后他们在自己的小报上大肆嘲笑王鹤峰：“大叛徒王鹤峰为小将领了路，做了向导，他还自鸣得意。”